秦汉时,我国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医药学又提供了使用矿物类药物以疗病的经验,由此可见,我国的外丹术最迟在秦代已经出现。在外丹著作方面,除现存的《三十六水法》是早期水法炼丹的重要文献外,尚有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的《黄帝九鼎神丹经》一卷和《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前者强调唯有服食金丹才能“与天相毕”,又记载炼丹注意事项。它对东晋道教著名炼丹家葛洪“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后者体现了早期炼丹中水法与火法并重,内养与外功结合的特点,其作“霜雪法”的生成物是合成氯化亚汞(甘汞Hg2Cl2)的最早文献。
发展时期
汉晋南北朝是炼丹术的发展时期。东汉末魏伯阳撰《参同契》,总结了已往的炼丹成就。如关于黄金的化学稳定性,水银易挥发、又易与
硫黄化合,胡粉(
铅粉)遇
碳(C)可还原为铅等。从世界化学史上来看,魏伯阳实为世界上最早的炼丹家。约与葛洪同时的炼丹家狐丘,其“九转铅丹法”是制取铅丹(Pb3O4)的最早文献,也是认识和实现化学上可逆反应的创举。他的“炼石胆取精华法”,用干馏法从石胆(CuNSO4·5H2O)中提取硫酸(H2SO4),比8世纪阿拉伯国家制取硫酸要早五六百年。东晋道士葛洪的炼丹成就,集中反映在《抱朴子内篇》中。他总结了水法炼丹中金属间的置换现象;记载了从砷化合物中提炼单质
砷的方法。虽然他未能对此生成物作出有关形质的描述,但他的方法确比西方国家一致公认的最早发明家13世纪的
日耳曼炼金家马格鲁斯要早九百年。南北朝时,不少皇室大臣向往服金丹以致长生。梁道士
陶弘景自天监四年(505)至普通六年(525),历经炼丹实践,曾撰专著多种。虽已失传,但历代本草学援引了不少他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至卷十一“金石类”为例共载有关药物一百三十四条,引自陶氏《
本草经集注》卷二“玉石类”原文的五十七条,几近半数。陶氏特别重视总结金石类药物的产地、形质、分类、用途及疗效,是其运用炼丹术成就于医药学的表现。
此时期制药化学也随着炼丹术的发展而临床应用。东汉时为治外科疱疡,曾以石胆、丹砂、雄黄、沯石、磁石合炼成“五毒药”。葛洪亦用雄黄解毒;盐水引吐、清洗疮口。陶弘景则在医著中保存了不少早期化学制药的方法,且合药治痈肿、恶疱、盅毒等。
极盛时期
唐代是炼丹术的极盛期。唐代皇室崇信金丹,虽有太宗、宪宗、大臣李道古等服丹致死的教训,但炼丹术仍盛传不衰,专题性、总结性论著大为增多。如玄宗时陈少微撰《灵砂七返篇》《九还金丹篇》,前者载:“光明砂一斤,抽出水银得十四两,含石气二两。”所谓“石气”为“火石之空气”,即丹砂加热后产生的SO2,可见陈氏实验所得水银数字已与理论数据极相近似。说明初唐时炼丹实践中的定量研究水平较之
狐丘又有所提高。后者“抽汞诀”设计新颖,方法简便,收汞率高,是唐代“抽砂出汞”的新成就。另有楚泽编《太清石壁记》三卷,载丹方三十余种,其氯化汞的制取是对无机合成化学的重要贡献。托名郑思远撰《真元妙道要略》,记载了炼丹见闻三十余则,有的记录了炼丹时发生的烧手、灼面,甚至引起丹房着火的现象,第一次用文字揭示了火药的发明是与炼丹化学密切相关的事实。药物学专著则有《金石薄五九数诀》《白云仙人灵草歌》《丹方鉴源》等。晚唐梅彪撰《
石药尔雅》,针对炼丹中药物之隐名、异名、一物数名、一名数物等混乱现象予以清理,成为道教炼丹文献中的重要工具书。
此时期制药化学也有发展。道士孙思邈于大业(605~618)年间所制“
太一神精丹”(丹砂、曾青、雄黄,雌黄、磁石、金牙制“砒霜”),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砒霜治
疟疾的良方。欧洲到18世纪末才以砒霜治疗疟疾,比孙氏晚了一千年。《太清石壁记》则记录用氯化汞(HgCL2)治
疥癣、
内痈。唐末《通玄秘术》总结了二十七个用于济世疗疾、辟寒除暑、绝谷休粮、取箭拔镞的丹方。
渐次衰弱时期
宋代是炼丹术
渐次衰弱时期。以服食为目的的外丹术已很少有人问津,制炼黄金白银的黄白术还在继续,炼丹工具还有很大改进。如《感气十六转金丹》保留了“炉式”、“水鼎式”、“丹台式”诸图。《丹房须知》总结了以往丹房设备的经验,并绘有“龙虎丹台”、“抽汞之图”、“既济炉灶”、“未济炉”、“镇定”、“压石”(似研磨药末用)六图。而《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上卷绘有类似“冷却”用的“水海”图;又有“甑图”一幅,表明对“火气”的控制有所改进。下卷共有六十余幅工具图,有由“磁石馏罐”和五十两甘埚子组成的“
蒸馏器”装置,可用以“朱砂取汞”。
衰落时期
宋以后,炼丹术全面衰落,其有用的知识和技术,被历代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展,推动了中医丹药的发展。历经元、明,至清
康熙五十七年(1718)有师成子著《
灵药秘方》,集丹方三十个,是道教晚期的珍贵医著。据已故
张觉人先生介绍,现传中医丹药的炼制有升、降、烧三种,丹药的组成有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类,皆由炼丹遗法
衍化而来,并长期成为
中医外科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