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是指古代禁止某些政治上的朋党参政的现象。

宦官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卖官卖爵，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黑暗不堪。当时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恶痛绝。

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膺。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活动的人）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火。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膺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并不害怕，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滂也跟陈寔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锢”就是禁锢的意思）事件。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到了后来，因黄巾起义的爆发，北地太守皇甫嵩面对势如怒潮的黄巾义军，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从而提出了相当中肯的建议——解除党锢之禁，借以缓和内部矛盾对付黄巾，这也是个十分大胆的建议。事实上，不久之前的熹平五年（西元176），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为企图为“党人”翻案而惨遭杀害。而在此危急时刻，汉灵帝却不得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与自己身边最具政治见识的宦官吕强商议后，灵帝接受了建议，赦免“党人”，而所谓的“党人”事实上自然不是谋反者，相反，他们是更具热情与才具的汉王朝忠实拥护者，赦令一下，绝大多数人自然感念皇恩浩荡，纷纷奔赴沙场或运筹帷幄，为朝廷效力。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汉祖杖敛，武夫?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BF40，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B13F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又张俭乡人朱B228，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诋、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盘、B363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别有传。荀翌附祖《淑传》。张邈附《吕布传》。胡母班附《袁绍传》。王考字文祖，东平寿张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曲城人，少府卿：位行并不显。翟超，山阳太守，事在《陈蕃传》，字及郡县未详。朱?，沛人，与杜密等俱死狱中。唯赵典名见而已。

党锢列传，序，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的好恶本性是相同的,而所受的教育与环境使人的性情与操守相差很大。所以有德行的人,教人修养品性,克服放荡行为,交朋友谨慎,控制偏颇,遇事平正。虽然人的情志千差万别,文与质也不相同,至于培养成材,振兴风俗,道理是相同的。

周末乱世风俗浮薄诈伪,国家上下失序,纲纪废弛,还有人假借行仁的名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靠义气来使事业成功。行为举动合于法度,凶狠粗暴的人,也不得不屈服;一句话说得不在理,下贱无知的人,也能体察得到。从前明达的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值得学习的。霸德衰坏,欺诈发生。强的凭决胜称雄,弱的因诈劣受屈。以至有的因出了半个主意得了万金,有的因进一言受赐珍宝。有的出身平民做到大官,升为卿相。能说会道,有智谋的人,卖弄才华图取功名富贵的,不约而至。从此爱尚相争,与时推移,这种风气不可挽回,流弊不能反正。

到汉高祖仗剑而起,崇尚武力的人勃然兴起,法令宽松,礼仪也简阔不密,继承信陵、平原、春申、孟尝四君的流风,人人怀抱侵慢在上之心,轻死生,重义气,有怨有德,必相报答;命令行于私家,大权掌握在匹夫的手中,任侠一流,成了社会风俗。自从汉武帝以后,推崇儒学,经术之士比比皆是。以至有石渠阁议论六艺的争辩,与我的意见相合的结为朋党;不合的攻击之。讲求文学的人,这时最盛。

到了王莽专权诈伪,终于篡夺了汉朝的皇位。忠于汉朝胸怀正义的,以替王莽做官为耻的,以隐居为光荣,甘心贫困。
　　虽光武中兴,汉德重新建立起来,而明哲保身,方正自持,仍使众人羡慕袭蹈。仕与不仕的大节,为时论所重!到了桓帝灵帝的时代,君主荒乱,政治腐败,国家的命脉掌握在宦官手里,读书人认为同他们在一起可耻。所以平民百姓,愤愤不平,处士们放肆议论,标榜名节,彼此褒扬,评比公卿,议论执政的得失,刚正不阿的风气于是大行。上面喜好的,下面更喜好。要矫正枉曲,一定要过直。道理就是这样的啊!如范滂、张俭等,清政疾恶,终于陷入党锢之祸,难道不是这样吗?从前,桓帝为蠡吾侯,从甘陵周福学习,做了皇帝,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与周福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里很有名,乡里人做了两句歌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的宾客,互相讥刺,于是各结朋徒,慢慢地成了怨尤。

由是甘陵分为南北部,党人的名,就从此开始有了。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举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缙也委任功曹岑日至,二郡又作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缙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是首领,都与李膺、陈蕃、王畅彼此推重。学中流言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都敢说敢讲,不怕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不怕他们指责的,纷纷到门结纳。当时河内张成擅长占候术,根据四方四隅的风,以占吉凶。他推算朝廷将有大赦,于是教儿子杀人。

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张成。不久,遇上朝廷赦罪免予收捕,李膺更加气愤,逮捕处死。起先,张成用星相之术交结宦官,皇帝也曾经问讯过张成的占卜情况。张成的弟子牢..因此上书诬陷李膺等人收养太学游士,交结各郡的诸生,兴风作浪,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搞乱风俗。于是天子发怒,颁布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同仇敌忾。于是逮捕了李膺等人。供辞所连及的陈萛之徒共二百余人,有的逃跑没有捉到的,都悬赏捕捉。派人四出搜捕,道路络绎不绝。

第二年,尚书霍..、城门校尉窦武等人都上表请求皇上重新考虑,皇上的怒意稍为缓解了。于是被捕的人都免罪送回农村,终身不得录用。党人的名字写在王府。自此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不用,坏人臭味相投,勾结一起。海内追求高风亮节的人互相标榜,指天下的名士,定出标号。上叫“三君”,次叫“八俊”,三叫“八顾”,四叫“八及”,五叫“八厨”,与古时候的“八元”、“八凯”相似。窦武、刘淑、陈蕃称“三君”。君,是说为一世所宗。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称“八俊”。俊,是说人中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称“八顾”。顾,是说能够用自己的道德品行为人拥护,张俭、岑日至、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称八及”。及,是说能够引导别人宗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称“八厨”,是说能够用钱财救人。又张俭乡人朱并,按照中常侍侯览的意旨,上书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立名号,共为朋党,企图危害国家。以张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于郊外。

共为朋党,张俭是太帅。灵帝下诏逮捕张俭等人,但诏书上不写朱并的名字。以示保密。大长秋曹节因此示意有关官员上奏逮捕前党人先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额、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阴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都死在狱中。其余的有的在被捕之前就死了,有的逃跑了没被捉捕。

自此以后凡是有怨恨的,彼此陷害,稍微有点私怨的,都被划入朋党。又州郡跟着上面的意旨,有的根本没有与他们有来往,也遭到株连。被杀、谪徙、废禁的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声疾呼为党人伸冤,说得正当切合事实。帝看了奏书大怒,马上下诏司隶,益州以槛车逮捕曹鸾,送槐里狱打死。于是再下诏州郡更考查党人门生、旧部下、父子兄弟,在位的,撤职,禁止做官,牵涉五代。

光和二年(179),上禄长和海上书说“:礼,从祖兄弟分居,财产也分了。恩义已轻,居丧也属于疏远之末,现在党人禁锢到五族,已不合典训之文,父子兄弟,罪不牵连;又违反了经常的法令。”帝看了后醒悟过来了,党锢自从祖以下,都得到解除。

中平元年(184),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对帝说:“党锢这长时间,人情多不服。如果长此不赦罪,容易与张角合谋,变乱一大,后悔无救了。”帝被他说得害怕了,于是大赦党人,被处死迁徙的家属,都回到原来的郡里。后来黄巾大乱,政府分崩离析,国家的纲纪文章荡然无存了。总计朋党事件,开始于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四海之内,人民水深火热,流离失所,二十多年,所有受连累的都是天下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