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故都，仍呈现出“文物共葳蕤，声明且葱倩”的帝里、王畿气象。太守陶侃在武昌城中普种垂柳并把柳命名为“官柳”，也正是包含了“雄图怅若兹，茂宰深遐睠”的意思。《武昌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陶侃为武昌太守，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见后，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官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由此可见，此时官柳之名除绿化外，已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含义和地位。
由于这个原故，像武昌鱼之名一样，鄂州官柳引来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吟诵。梁元帝萧绎到鄂州，写下了“柳条恒扫岸，花气尽薰舟”的佳句。唐代进士、翰林学士钱起，晚泊鄂州江岸，见柳忆人，抒发了晚泊武昌岸，津亭疏柳风，数株曾手植，好事忆陶公
官柳树
的思情。同代山水诗人孟浩然、文学家杜牧游览故都后，作出了“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的对官柳的留恋。宋代苏东坡登鄂州西山，在著名的《武昌西山诗并引》开篇二句“春江渌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中，就将武昌官柳作为首联。此诗苏轼请曾在武昌任过武昌县令的邓圣求同赋，一时朝廷上下和者竟达三十余人，将武昌官柳咏得沸沸扬扬，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元代隐士丁鹤年“春深门巷先生柳，雪后园林处士梅”，清代王家璧“晋宋而还月有痕，武昌官柳访西门”等诗人情深意切的吟颂，使得官柳之名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官柳树
“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吴王故都的兴衰也带了官柳的兴衰。隋唐时代，古武昌仍呈现故都的余韵。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唐·武昌妓)。故都后裔们在春天里植下无限的新柳，对“官柳”仍寄托着深深的情感。引得后来的宋代宰相王安石面对故都满城旖旎风光的官柳时，也禁不住作出“南浦柔条拂地垂，武昌官柳年年好”的赞誉。宋代金兵南侵后，鄂州作为抗金前线地位逐渐削弱，其行政地位再一次下降，改寿昌军(郡治)为武昌县。至明代，诗人成始终留下了“落日长江添客恨，野梅官柳为谁容”的感叹。清代康熙时，城中尚可见柳，只是“官柳如今剩几株”(清·王涵)。清至民国时，官柳大约已绝迹。清代进士王家璧思柳心切，竟用同代诗人王渔洋秋柳韵作武昌官柳一诗：“春雨春风欲断魂，江潭遗柳总堪怜。”其情缠绵，催人泪下。
光绪年间，内阁中书，曾门(即曾国藩)四学士之一的张裕钊回鄂省亲，于樊巷小舟途中，所见的是“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说明官柳在乡间尚存一二。当民国朱峙山先生来西山寒溪诗兴大发“偷闲觅新句”时，城中已不见官柳之踪影了。官柳衰落了，民间却流传折柳驱鬼避邪之习俗。“正月里取杨柳枝着户上，百鬼不人家”，每逢清明少儿折柳编冠而戴，取生机勃勃之意，故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谚语。
“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