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93551卷。各书之下编有内容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定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着惩戒”，详为考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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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子集总叙
经部总叙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唐）孔（孔颖达）、贾（贾公彦）、啖（啖助）、陆（陆淳）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
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
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子部总叙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
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
《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
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家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
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磾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
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
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
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锺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
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春秋左传正义
（本篇据中华书局影印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排录，依文意分段，加现代标点。）
洛阳老庄研究院
潇雨 排录
潇雨 排录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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