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道》(Kiedet)系苗语称谓,即《刻木》或《歌棒》。主要流传于施秉县境内的苗族村寨(俗称高坡苗),是当地苗族歌师最喜爱的传统酒歌之一。同时,也是黄平、镇远、凯里、瓮安、福泉、平坝、安龙、贞丰等县市苗族群众开亲时演唱的一路民歌。这根古老、神秘的苗族歌棒,一般以圆型和方型为主,三面刻有符号,每面均为九格,计二十七格,每格以横、竖、叉等简略符号,组成苗族《刻道》歌各段的主要内容。
苗族俗无文字,交质用竹木刻数寸,名为“刻木”。婚嫁是“姑之女定为舅媳。倘无子,必重献于勇,谓之外甥钱,否则,终身不得嫁或招少年往来。”(清乾隆)《镇远府志》)“刻木示信,犹存古风。”(《贵州志略》)。从苗族“刻道”符号的整体内容来看,反映的是苗族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所出现的舅权制度,系统地反映了古代苗族婚姻的起源。
苗族“刻道”的内容主要是“刻木歌”。“刻道”是苗族十二路酒歌(“开亲歌”)中的核心部分,在“开亲歌”中,“刻道”又是最为复杂的部分。这根奇妙的歌棒记载了苗族最古老的文字符号,涵盖了“开亲歌”的基本构架。为此,苗族先人就用刻木记事的方式,把舅权制度索取聘礼的符号刻在这根约一尺的木棒上,作为苗放古老婚姻的实物依据和凭证。
总之,苗族“刻道”忠实地反映和记录古代苗族“姑亲舅霸”的历史轨迹,是一部记载苗族古代社会的婚姻史诗。
文化部前不久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贵州有31项民族民间艺术入围,刻道名列其中。流传于施秉地区的苗族“刻道”,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苗族群体中,至今是唯一的一种古老的刻木记事方式。苗族开亲歌有一万多行歌词,苗族先人就用奇妙的符号把开亲歌的目录刻在一尺长的小木棍上,随身携带方便,也叫“歌棒”。
即使在农忙季节,“歌师”的歌棒也不离身,闲下时也可以哼上几句。
农闲时抽空为邻村刻制新歌棒。
这支歌棒伴随吴治光已有50年时间,岁月在歌棒与他的手上留下挥之不去的痕迹。
坐在这个农家小院放眼望去,田野被一簇簇青翠的秧苗和明晃晃的水切割成不知几百几千块稻田,从屋檐下一直延伸到天边,间或几个披蓑戴笠的插秧人在忙活。这里就是苗族古歌“刻道”歌师吴治光的家。一个细雨绵绵的夏日,为了寻访传说般神秘的刻道,辗转来到施秉县城关镇氵舞阳村。
等了好久,吴治光从田里插秧回来了,腿上还有没有洗尽的泥巴。他解下蓑衣开始生火做饭,忙里偷闲接受采访。他的老伴还在田里干活,上中学的两个孙子孙女马上就要回家吃午饭了。自从儿子和媳妇去广东打工之后,吴治光和老伴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忙碌。虽然已是60岁的高龄,但是作为留守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犁牛打耙,下田插秧,什么体力活都要干。
在吴治光的记忆里,苗族结亲嫁女都要对唱开亲歌,如果答不出就要被罚酒。年轻时的吴治光因为唱开亲歌而名扬苗山,自从21岁开始唱歌后就没有被罚过酒,常常有对酒当歌三天三夜的记录。那时候四村八寨,谁家有喜事都要请他去对歌。久而久之,吴治光成了远近闻名的歌师。开亲歌牵涉面广,被祖先们以目录的形式刻在一棵笛子大小的木棒上。那些横七竖八的线条,一条就包含了上百行内容,一根歌棒就记载了一万多行的歌词。于是有人把歌棒插在衣襟里,忘词的时候偷偷摸一下就会记起。
随着时间的流逝,苗族的婚姻习俗已经有部分改头换面,请吴治光唱开亲歌的人渐渐少了,年轻人们有电视卡拉OK和麻将娱乐,还要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没有人对这个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刻道感兴趣。吴治光的门庭逐日冷清,刻道曾经给他带来的光环犹如村旁流淌的河水,只在记忆里留下痕迹。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用苗语怅然哼上几句:“我们看现在,家家可开亲。男婚女出嫁,老少都高兴……”歌声悠扬婉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人声鼎沸的娶媳嫁女场面。
舞阳村偌大的一个村,如今懂得刻道的只有吴治光和他的老伴了。就是整个施秉县,屈指数来,也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歌师,有的村寨已经出现断代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再过20年,刻道将随着这些老人的离世而将淹没在绿水青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