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思想,上承宋濂,又一出于朱熹,其理学思想不可谓不正。但是,他的治世良方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朱棣不起兵,他的以周礼治天下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
方孝孺除以理学著名外,也以文章著名。他为文纵横奔放,有如长江大河,极似宋人苏轼、陈亮,人称他“出入东坡、龙川间”。诗作不多,间有佳什,主张复古,却倾向宋人。方孝孺的文论、讨论虽也以宣扬儒家正统文学观为主,却又有一些不同流俗之间。他认为文章应注意表现作者个性,在《答王秀才书》中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不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他不满摹固:“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赞赏苏轼的“神奇变化脱边幅,怒骂嬉戏皆新语”之见。论诗也反对复古模拟,《谈诗》五首之一曰:“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
方孝孺以他不怕夷灭十族,敢与万乘之尊的皇帝相对抗的气节名世。由于推崇他的气节,明清两代对他的文集评价也相当高。《明史·方孝孺传》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曰:“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元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故郑瑗《进观琐言》称其‘志气高锐,而词锋浩然,是以发之。’”1913年上海姚文栋《方正学逊志斋全集·序》云:“史称先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常末视文艺,又称殉节后文禁甚严,故其稿流传阙失脱简颇多。尝受业于宋学士濂,或有讥其所养不如濂之粹者,然果濂与先生遭际不同,未可一概论。要之,文以人重,固悬之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