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的死亡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造成他人死亡。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由于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他人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是指由于普通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的行为。

（1）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

（2）客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只有发生了过失致人死亡的结果才构成本罪。

（3）主观方面，是过失，包括梳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4）主体是已满16周岁的自然人。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

（1）对过失重伤进而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应直接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不能定过失致人重伤罪，即使过失致人重伤中不包括致人死亡的情况。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立案标准

1、是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

2、要有死亡的事实。

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行为一定要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一）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是判定是否构成防卫过当的两个方面，是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不能人为的割裂开来。其独立性在于，构成防卫过当必须兼具两个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不属于防卫过当，同理，即便超过必要限度，没有造成重大损害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其关联性在于从实践来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必然造成重大损害，而只要造成重大损害，其防卫行为通常也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修订后的刑法将防卫过当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要求同时具备两个因素，旨在放宽对防卫行为的限制，尽量把针对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纳入合法损害的范围，摆脱以往司法实践中对防卫损害衡量尺寸的苛求对防卫行为构成的羁绊和制约，以鼓励广大公民更勇敢、更主动地拿起“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也为司法机关具体认定防卫是否过当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且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才可认定为防卫过当。然而，如何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以及何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

（二）如何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从立法精神上看，防卫过当的界限，通常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这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这一条件意味着，只有防卫行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且造成的损害适当，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否则，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的损害，则是防卫过当。所以说，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在认定防卫是否过当这一问题上，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标准有待具体化、明确化。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评判防卫限度之合法性的认识问题。对此，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曾有过“基本相适应说”、“有效制止说”、“需要说”三种不同观点。

“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同不法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之间，要基本相适应，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否则，防卫行为超过侵害行为，造成不应有危害的，是防卫过当。“有效制止说”主张以防卫行为的力度以能够有效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则无论造成的损害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需要说”则认为，防卫是否过当，要以是否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为原则。只要防卫者认为需要，无论实行什么行为，造成什么结果，都是正当的。

从以上三种学说的对比可以看出，“基本相适应说”对防卫行为的力度限制较为严格，如我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没有顾及在这种限制下采取的行为能否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相对忽视了防卫行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而在实践中，要求防卫人在受到突如其来的侵害时，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综合准确的判断、分析，而后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反击也是不现实的。而“需要说”主张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其与刑法所规定的罪刑相适应精神不相符，存在着放纵防卫者主观恶意的疏漏，因而也难以成立。至于“有效制止说”，它在继续强调防卫行为目的性的同时，拓展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范围，具体地讲，就是取消了要求防卫行为在手段、强度及损害后果上与侵害行为基本相适应的限制，明确肯定了“超过”的合法性，同时又对“超过”加以限制，是比较符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和我国国情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对上述三种学说进行比较。被告人王某，男，系个体业主。2004年某日下午，王某在某市场卖布。刚饮过酒的被害人李某走过来指着一块布要王拿给他，王问明情况将布拿给李某。李接过布简单看了一下，嫌布小，即扔到王某的脸上，王拿过布也抽了李某某的面部一下，双方发生口角，后经他人劝开。王某为避免事态扩大，急忙收拾部分布离开市场。当日下午5时许，王某返回市场收拾余下的布时，被等候多时的李某发现。李即追上去用拳头击打王的面部。将王的近视眼镜打碎落地，眼镜碎片划破了王的眼皮，但王没有还手。接着李又用右臂夹住王的颈部，继续殴打王。由于李身高体壮，王身体瘦小，王挣脱不开。王某为逃脱挨打，情急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着李某乱捅，将李的右手臂捅伤，但李仍未停止对王的殴打，王又将李的左腹部捅伤，李才将王放开，王也没有再捅李。李某的腹部伤经法医鉴定为重伤。在这个案例中，如果根据“基本相适应说”，针对李某的徒手殴打，王某只能徒手反抗，将李的手臂捅伤已经是防卫的极限了。而实际上，被侵害人力量与侵害人相去甚远，被侵害人以锐器对徒手，并将其手臂捅伤尚且不能制止侵害的继续，如果强求对徒手侵害行为不能用锐器，被侵害人就无法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而根据“需要说”，就很难排除王某为了发泄被殴打的私愤在李无力侵害后做出继续伤害甚至杀害李的行为。只有根据“有效制止说”，以足以有效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作为防卫行为的限度才能既保护合法权益，又不放纵恶意行凶。

修订后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放宽了界定防卫过当的标准，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采取无限防卫，或称其为特殊防卫权，直至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即不存在过当情形。而此规定作为对重大恶性暴力犯罪的震慑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一修订是科学的、合理的，对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并且从立法上认定了基本相适应说已经过时，但却没有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去正确理解和确定“防卫的必要限度”呢？关键在于把握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标准。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只要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而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环境、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的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来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又不是明显超过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或者虽然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明显超过不法侵害，但实际造成的损害并不算重大的，均属正当防卫的范围，而不能认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种必要限度还体现在是否是必需进行防卫。因为绝大多数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都是由行为人对侵害者的打击造成的。而确定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对侵害者进行打击，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伤害不法侵害者的身体的方式进行防卫，对确定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生命权是自然人以其生命维持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其神圣不可侵犯，已为宪法所肯同，理应由其子法贯彻。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受刑法打击。本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罪。本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因过人致使他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索；

1、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

2、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在这里，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说是故意的，但对致使他人死亡结果发生是没有预见的，是过失。本罪属结果犯，行为的故意并不影响其对结果的过失。这点同有意识地实施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行为的故意杀人罪不同。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可以分为作为的过失致人亡行为和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行为两种情况。

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这里死亡包括当场死亡和因伤势过重或者当时没有救活的条件经抢救而死亡。否则行为人不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致人重伤，但由于其他人为因素的介入（如医师未予积极抢救或伤口处理不好而感染）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只应追究行为人过失重伤罪的刑事责任。

本罪的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不能成为本罪主体。首先，无论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客观行为，还是社会危害性上看，本罪均不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其次，对过失致人死亡的结果的预见，要求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辨别能力。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知识水平及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认识能力、对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认识，都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他们是限制行为能力 （含责任能力）人，因此，法律上不要求他们对过失行为负刑事责任。本次刑法修订中于第17条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中的“杀人罪”明确界定为“故意杀人罪”，其意亦在于此。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结果抱有过失的心理状态，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应当预见是法律对行为人实施某种有意识的行为时，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主观认识上的要求。根据一般人的能力和行为时的客观条件，行为人能够预见并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是因为其疏忽大意才未预见，以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他就应当对此结果负法律责任。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已经预见，但却轻信能够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由于行为人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进而产生了避免这种结果发生的责任，他却没有有效地防止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行为人应对自己因主观上的过于自信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轻信能够避免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区别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

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界限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2、主观上行为人都没有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当预见，如果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

本罪与本法所规定的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的其他过失犯罪的界限

本法所规定的其他犯罪中也有包含致人死亡的情况，仅就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结果来说，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条件。但是，由于主体要件的特定性、犯罪环境的特定性或者犯罪手段的特殊性，尤其是犯罪所侵犯的其他客体更为突出，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在本法上就分别规定了其他罪名，而把该罪同时也侵犯的他人的生命权规定为一个情节一并予以惩治。所以本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表明本法对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某些过失犯罪，采取了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一般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从特别规定治罪。本法另有规定的，如：本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失火、过失决水、过失爆炸、过失投毒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第119条规定的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等致人死亡的；第136条规矩的危险物品肇事罪中致人死亡的；以及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涉及致人死亡的犯罪等。一般言之，本法特别规定的包含致人死亡结果的过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均较普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同或为大，因此，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上说，都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体现出对特殊犯罪的相同的或为重处罚。体现了我国刑法一贯坚持并于本法第5条所明定的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并且有利于预防犯罪，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应注重：

1、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

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凭借一定的自认为能够避免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的因素，如行为人自身能力方面的技术、经验、知识、体力等因素，或他人的行为预防措施，以及客观条件或自然力方面的有利因素等，轻信他人死亡的结果不会发生，以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最终发生了。间接故意杀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对这种结果的发生采取听之任之、有意放任的态度，从而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行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且都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第一，在认识因素上，对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估计不同。二者虽然都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他人死亡，但间接故意杀人中行为人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并未发生错误的认识和估计，因而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结果之间并未发生错误，主观与客观是一致的；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中，行为人和主观上认为，由于他的出身能力、技术、经验利及些外部条件，实施行为时，他人死亡的结果可以避免，即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在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其主观与客观是不一致的。第二，在意志因素上有重要区别。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中的行为人虽然都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深入考察，二者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持有反对态度，而是听之任之。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中，行为人不仅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同时也不放任这结果发生，而是希望这种结果不要发生，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发生，即排斥、反对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结果情况下、行为人仍然相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因而实施了该种行为，

2、过失致人死亡罪同“误杀”的故意杀人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求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有过失心理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行为人在故意杀人中因打击错误误杀其“针对对象”（即行为人追求的杀害对象）以外之人的行为认定为过失的致人死亡罪。

3、不作为致人死亡行为的定性

不作为致人死亡不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也可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其不作为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心态，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行为人先前意外地或过失地导致了他人死亡的危险，行为人能抢救而不抢救，放任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对行为人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更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而认定行为人无罪，而应对其以间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再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出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可能死亡的危险状态时，被告人就负有防止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但他基于上述心理因素，不仅不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反而一声不吭甚至一走了之，从而导致了被害人因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

4、过失致人死亡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又将尸体误为活人加以“杀害”以灭口的行为，不应只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而应对行为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 （对象不能犯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结果时的刑事责任的确定

本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应把握以下几点：

分清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大小。由于不存在共同过失犯罪，因此，也就无所谓主犯、从犯，对于几个过失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应查明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此确定确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各自的责任。确定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必须遵循两条原则：其一，部分责任则。因为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相互作用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因此，不能要求某个过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每个过失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和，必须同所造成的他人死亡结果的刑事责任相对应，因此每个过失行为人只能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部分责任。其二，作用分担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各过失行为人在对他人死亡结果所起的作用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必然存在对危害结果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由于过失犯罪中不存在主犯、从犯问题，所以，认定各过失行为人作用谁大谁小就成了正确确定其刑事责任的关键。司法人员必须根拥有关案件事实，客观地加以认定，才能做到罪责自负，罚当其罪。

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向故意杀人行为转化的问题

1、行为人过失致人重伤，客观上被害人已经达到无法救治、必然死亡的程度，由于行为人误认为只造成了重伤，为逃避罪责而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过失行为而负有紧急抢救的义务，如果及时进行抢救，虽然被害人仍然死亡，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行为人故意逃避抢救义务，主观上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行为人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发生了由过失致人死亡罪向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转化，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已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其自己只认为被害人受了重伤并因怕被害人事后揭露其罪行，而故意实施杀害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其后面实施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应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