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遂承家学，继父业而进入太医院。后被晋升为太医院院使，主管太医院事务。宣统年间，又被赐头品花瓴顶带，兼管御药房、御药库。1924年，太医院解散后悬壶京门，堂号“鹤伴吾庐”。每日患者盈门，疗效颇佳。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痧疹猖撅，即猩红热。他日夜应诊，出入于病家之中，不幸身染疫疾，以致早逝。

《赵文魁医案选》、《文魁脉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魁脉学》及《赵文魁医案选》今日已属难觅，而海内外求之者甚众。脉学、医案密不可分，为了体现知行合一的精神，此次合订为《文魁脉学与临证医案》

赵氏身为御医，出入宫内，多以脉诊论病定夺，故于脉学一道，致力最深。他认为，凡病皆根于内而形诸外。症或有假不可凭者，而脉必无假而诊知其本。故若能于诊脉上痛下功夫，则临证诊治必能切中病机而无误诊误治之虞，逐步形成了辨脉求本的独特学术思想。其治杂病，注重祛邪。他博采众家，学验识广，师古而不泥古，在脉学、温病、杂病等多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如他认为，透热转气一法，可贯穿卫、气、营、血治疗的各个阶段。他精究李时珍脉学，以表、里、虚、实、寒、热、气、血八纲统领27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浮、中、按、沉诊脉四法，突破古之定见。

赵氏于温热病多所心得，认为凡温热病，莫不由内热久郁，复感温邪，内外合邪，故为高热，甚则神昏。虽然高热如炙，切不可因之而专进寒凉，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过用寒凉，每致冰伏其邪，增重其郁，愈使热邪难出，而有遏邪入营血之虞。凡初起高热，邪在卫分者，必用疏卫之法，辛凉清宣，宣调肺气，使三焦通畅，营卫调和，自然微汗而愈。若邪热内传，尚未完全入气者，当以疏卫为主，略加消气之品，仍使邪由卫分宣散而出。若热全入气分，姑可放手清气，但也须少加疏卫之品，以使邪有外透之机。邪热入营，当用透热转气之法，切勿纯用凉营清热之品，当视其兼邪之所在，食滞者消其食，痰结者化其痰，瘀阻者行其瘀，湿郁者化其湿，必使体内分毫无滞，气机畅达，则里热自可逐出气分而解。对于血分证治，亦当仿此。他的这一针对温病的治疗学思想，既符合临床实际，有效地指导温病的治疗，又防止机械地划分卫、气、营、血病程，创意性地揭示了卫气营血辨证的理论内涵。

赵文魁出身御医，医道高玄。其子赵绍琴继承家学，对温病学尤有心得，为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我国著名中医学家。

赵文魁，字梅岑，1879年出生于左卫镇。自幼读私塾，能文善武，享誉一方，是本镇有名的武术大师。据其子赵连武介绍，他从小从师学艺练就了一身过硬功夫，握拳出手“叭叭”作响，舞起刀来风声呼呼，使人难以近身。原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驻防左卫，战士阎瑞擅长刀术，曾与赵文魁切蹉技艺，事后他对人说，赵先生拳脚器械，样样精通，确实是当地的武术高手。他为人仗义，谦和谨慎，出手能有分寸，唯恐伤及别人。赵文魁在左卫小学任教。他认为，武术乃中华民族的国粹，在竞技体育中独树一帜。因此，他把武术列入体育课中，亲自授课，教授学生练基本功，每天晨练不断。学校后院有一棵小柏树，先在树叉上压腿，然后对着小树推挡，最后围着小树走八卦。在学生中教练“小洪拳”、“彩拳”和“望月刀”等武术项目。一次在县城举行的武术比赛中，左卫小学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旧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伊以国事日非，时欲执戈救国，虽未投笔从军，常自延师习武，所练单刀、枪棍无不精通纯熟；历任各高小教员、校长及保卫团总等职。为授学生便捷计，著有《武术教本》一册……”。在这本教材中采用了七言韵句形式，总结了《温功法》、《宏掌法》和望月刀等口决。其文字简练，上口好记，寓意深刻，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武术启蒙教材。他还谱写了“强身体、勿自恃、广交游、增国光”的武术歌，对学生进行武德教育。

“七七”事变后，家乡沦陷，他十分厌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伏枥长嘶，暗中挥泪。当伪政权要他出任教职时，他义正词严：“我决不当亡国奴，不为日本鬼子做事。”毅然离开家乡，告别他亲手创建的学校，到南山一带办私塾。1947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