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博物馆的藏品由于各种捐赠而日益增加。1823年,学者兼探险家G.B.贝尔佐尼捐赠了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4-1153年)的大理石棺的盖子。约翰·迪斯尼在1850年捐赠的罗马雕塑和1864年博物馆购买的利克收藏的古希腊陶瓶、钱币和珠宝,见证了19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对古典文明研究的重视。这种重视后来在西德尼·科尔文身上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他是剑桥大学的斯雷德教授,并在1876年成为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在他任期内,共募集到200万英镑来充实博物馆的收藏,到他1883年退休时,藏品已经大大扩展了,于是又修建了一座单独的考古学博物馆,如今就坐落在剑桥大学的新博物馆区内。
到19世纪末,面对日益增加的藏品,博物馆的展示和收藏空间已经开始成了一大难题。直到1908年,西德尼·科克雷尔担任馆长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后来夸口说“我把一座猪圈变成了宫殿”。他在1912年收到了来自查尔斯·布林斯利·马莱的大笔慷慨捐赠,其中包括提香的《塔奎和卢克雷蒂亚》,这件作品堪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15年,科克雷尔决定在原来建筑的一侧建造一座庭院。被称为马莱画廊的一翼于1924年开放。科克雷尔在展示设计方面的才华得以在其中充分施展。他把绘画等纯艺术品与家具、地毯等装饰艺术品组合在一起展出,布置成一种家庭室内式的环境,这种展示环境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
博物馆在不断扩建,而藏品仍在持续增加。其中也反映出不同时期收藏者趣味的变化。理查德·菲茨威廉那一代是最后一批受“大旅行”影响的人。在18世纪,这是英国绅士们所接受的教育中的一部分,他们要到法国、尼德兰,特别是意大利去旅行,从而提高他们的见识和艺术修养。因此,他们最推崇的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典艺术原则。而马莱则见证了人们重新燃起的对中世纪艺术的兴趣,从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和建筑中产生了哥特复兴式风格。马莱自己的收藏中就包括大量14和15世纪的作品,包括数百件从中世纪手抄本仲裁下的书页。菲茨威廉博物馆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接受来得要晚得多。直到1939年,博物馆才开始拥有法国印象主义的绘画,如雷诺阿、德加和塞尚等人的作品。此后,现代艺术作品逐年增加,开始拥有马蒂斯、毕加索和勃拉克等大师的作品。
在1966年和1975年,菲茨威廉博物馆进行了再度扩建,由建筑师大卫·罗伯特设计。博物馆的最近一次扩建是在2004年,又增加了将近3000平米的面积。今天,菲茨威廉博物馆的藏品可谓数量宏富,体系完整。从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欧洲艺术,以及西方现当代艺术,应有尽有。更为可贵的是,博物馆中还有一个单独的中国艺术品陈列室,那里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也有元明清以来的瓷器。2006年,我曾经协助主管这个部分的林政升博士一起布置其中的展品,当看着浸透了自己一份劳动的展柜向公众开放时,自己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喜悦。由于藏品的全面,在博物馆中徜徉就像走进了一部完整的艺术史,一个个逝去的时代生动地展现在面前。如果你面对众多的艺术品感觉有点无所适从,我倒是建议你从博物馆南侧的庭院入口进入展厅,再那里可以租一台掌上电脑,里面有博物馆一些重要藏品的讲解。事实上,剑桥大学艺术史系的很多课程就是结合博物馆的藏品来进行的,比如讲到中世纪的手抄本,老师就会把课堂搬到博物馆里,面对实物直接进行讲解。这种条件令我这个专门从事西方美术史研究的人羡慕不已。而更加幸福的是那些中小学生,我常看见一群稚气的孩子围坐在一幅名画前,听老师耐心地讲解着画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