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
长庆体”成为了叙事长篇七言歌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
吴伟业以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式,表现
王朝兴废的历史巨变,抒写诗人内心深沉的
创痛。作品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脍炙人口,被诗家视作“
长庆体”。其实
吴伟业在继承元、白传统的同时,也汲取、熔铸了其他诗人的歌行创作经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
吴伟业)暮年萧瑟,论者以
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是说
吴伟业对于
初唐四杰的歌行创作有所借鉴,从中汲取了营养。朱庭珍《筱园诗话》 卷二 评曰 “吴梅村祭酒诗……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辞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这是说吴梅村对于李商隐、温庭筠诗歌浓艳的词藻与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鉴。从这一意义说,
吴伟业不仅继承了“
长庆体”的诗歌体式,而且丰富了“
长庆体”的诗歌艺术,从而将这种诗体的艺术成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艺术上说,
吴伟业诗歌超越元白
长庆体的这种“情韵”“风华”之美是刻意修饰而成的,而且一些七言歌行中用典过多,缺少自然天成之趣,连吴伟业自己也说:“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这是其作品的一个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说,
吴伟业将长庆体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却不能认为这个高峰一定高于
元稹和
白居易那个高峰。总体上说,这两个高峰不相上下,各擅胜场。
在唐代,“
长庆体”的创作固然以
白居易、
元稹为标志,然而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式在元、白之前实际早已存在。
骆宾王、
卢照邻、
刘希夷、
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高适、
崔颢等,都有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诗。所以
胡应麟《诗薮》评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
白居易、
元稹正是在初、盛唐众多诗人歌行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
长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