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上、中、下三卷。次年铸成“铜人”二座，与书配合，故全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首载正背屈伸人形尺寸图，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经穴图等，其次按手、足阴阳十二经及任、督二脉顺序，逐经记述了经脉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及其所属经穴的位置；卷中先列“针灸避忌太乙图”，继按头、面、肩、项、膺、腋、股、胁等各部，及经穴排列次序，备述每一经穴的部位、主治疾病、针刺深浅、灸疗壮数和针灸禁忌；卷下载列十二经气血多少，及井、荥、俞、经、合五腧穴之穴名，又按手、足阴阳十二经次序，详述各经脉在四肢的经穴部位、主治和针灸法等。后附《穴腧都数》分别记有头、面、颈、背、胸、腋、腹、胁等各部的十二经穴；四肢部经穴部位；“修明堂诀式”（即周身骨度尺寸）；以及“五脏六腑大小尺寸”等，文字简要，具有全书经穴的索引性质。

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春秋占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就已发现了人体的经络系统，并逐渐创立了独特的针灸疗法。当时已有许多著名的针灸医生和经络方面的专著。唐代以后，针灸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著名的宋代针灸学龄前家王惟一于1027年编成针灸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它内容丰富、形象真实、并富有立体感。全书3卷。这部著作承前启后，可谓集以前针灸学之大成。

王惟一，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公元987—1067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行，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想，并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接旨后，惟一亲自设计铜人，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他都和工匠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在公元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铸成后，仁宗赞口不绝，把它当作一件精湛的艺术品，经惟一等在旁的医官介绍了铜人的用途和在医学上的价值之后，遂下令“把一座铜人放在医官院，让医生们学习参考；另一座放在宫里供鉴赏。”并让史官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写入史册：“这铜人于天祯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经‘御制’完成，以便传到后代。”这时，王惟一又将自己编绘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献给仁宗，以作为铜人的注解和姊妹文献。赵祯阅后，非常高兴，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编图经已经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传到后代”。

针灸铜人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项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医学针灸铜人的出现就是铁的佐证。王惟一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经络腧穴文字标准，与此同时，在其主持下，铸成针灸铜人两具——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经络穴位形象化标准，堪称为价值连国的“国宝奇珍，医中神器。” 可惜宋代的“天圣铜人”已不复存在，就连明代“正统铜人”也流落海外，

北宋初年，政府发现当时的经络腧穴图多有错误，鉴于针灸之法，人命所系，于公元1026年(天圣四年)钦命翰林医官院尚药奉御王惟一“考名堂气穴经络之会，制铜人式，又纂旧闻，订正讹缪”。对北宋前的针灸经络腧穴进行订正、补充和规范。1027年，王惟一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医官院木板刊行，并刻于石碑上，同时补入《穴腧都数》卷，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经络腧穴文字标准。王维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1028年(天圣五年)，在王惟一主持下，经过3年的努力，铸成针灸铜人两具——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级经络穴位形象化标准。因针灸铜人在北宋天圣年间制成，故称其为“天圣铜人”。

宋代天圣针灸铜人的基本特征，一是“背面二器”——铜人前后可肢解为两片；二是五脏六腑无一不具——肢解后可见到脏腑；三是中空，外封黄腊可以注水（汞），以之考试医者时针入水（汞）出。因此，至少具备此三种基本特征，方可考虑其是否是宋代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天圣针灸铜人，集宋朝之前腧穴经络之精华，使之形象化、规范化，作为国家级标准，供全国医者临床治疗取穴参考；作为针灸教学的规范供学生学习；用作对医生和学生进行考核的最标准的用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天圣针灸铜人对宋以前的针刺法、灸法、配穴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发明了“男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侧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寸”法；腧穴方面，《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穴657个(若计双穴为一穴，则有腧穴354个)，在《针灸甲乙经》基础上增加了青灵、厥阴俞、膏肓俞3个双穴和灵台、阳关两个单穴；在腧穴排列方法上，采用经络与局部分区相结合，既可使人系统了解经络，又便于临床按部位取穴的需求，至今为人所遵从。展示了中国在针灸学、解剖学上的成就，为后世针灸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末年在战火中丢失一具，另一具运至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公元1232年后为元朝皇帝忽必烈所得，公元1277～1294年间将天圣铜人与图经碑石一起由汴京（今开封市）移至大都（今北京市）。至明代英宗皇帝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天圣铜人已历400余载，“石刻漫灭而不完，铜像昏暗而难辨”。于是下令仿之重新铸造了一具——史称正统铜人，并重刻《图经》碑石。宋代的图经碑石被劈毁填于城墙中，宋代天圣铜人此后无闻。

值得庆幸的是，1965年、1973年、1983年，北京市在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图经》残石六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斗拱残石一段，为针灸学术界所瞩目，亦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再现提供了依据。1985年，经过对宋代天圣针灸铜人的发掘和考证，经专家们的精心指导，经过三年艰苦努力，整理设计、论证修改，塑形定穴，铸造调试，1987年重新铸造成功。

重铸宋代天圣针灸铜人从造型到尺寸、从结构到功能、从经络到腧穴、从穴名字形到铸铜配方等均符合史料对宋代天圣针灸铜人的记载，通过国内专家的鉴定，得到认可，使这一泯灭的国宝重现于世。于1987年10月进行了有卫生部、河南省政府及开封市领导出席的隆重落成典礼，与开封市相国寺文物管理处合作建立了“重铸宋代天圣针灸铜人馆”，2006年针灸铜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北宋初，也有一些前世的针灸书籍流传于世，但是错误百出，容易引起误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赵祯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证针灸之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局奉御，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都有深入研究。奉旨后，他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穴位、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进行细致研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宋仁宗看后认为书中论述虽然精辟，但是学习的人执行起来可能还是会有偏差，于是继续下令王惟一制作针灸铜人模型，以便更感性化地认知针灸理论。公元1027年，王惟一制成了两个铜人，这两个针灸铜人，高度跟成年男子一般，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也能够打开，可以看见腹腔内的五脏六腑，位置、形态、大小比例都基本准确，在铜人身体表面刻着人体十四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穴位名称都详细标注，都严格按照人体的实际比例。两个铜人铸成后，一个放在翰林医官院保存，一个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中。针灸铜人的制成，使经穴教学更为标准化、形象化、直观化，很快针灸铜人就成为针灸教学的模型，对于指导太医局里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非常实用。

有了针灸铜人，学生在进行针灸考试时，通过针灸铜人进行实际操作的考查，也能使学生的学习水平得到更真实的体现。铜人扎针灸考试的方法非常科学，考试前会将铜人的表面涂上蜡，用来遮盖铜人上刻的穴位、经络说明，穴位上的针孔也被黄蜡堵塞，铜人体腔内还要注入水银或水。学生考试时，根据考官的出题，用针扎向铜人的穴位，如果针刺的部位不准确，针就不能扎进铜人体内；如果取穴正确，正好扎在被堵上的铜人穴位点，那么针很快就能刺进去，并刺到体腔内，这样拔针之后，水银或水就会从针孔中射出。学生对于穴位掌握得是否准确，可以非常明显地考查出来，而且标准统一，对于针灸教学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受人注目，宋金战争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但经过金元明清几个朝代后，针灸铜人还是没有保存下来，至今下落不明，在明代时曾经复制了宋的针灸铜人并被保存下来。

王惟一在完成针灸铜人制作后，又重新编成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政府颁行于各州进行推广。《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还被刻于大相国寺仁济殿的“针灸图石壁堂”，这些刻石有部分保存至今，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