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曾官至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年（1152年），朱熹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朱熹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享寿七十一岁。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谥曰“文”，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南宋朱熹撰。

一般认为，《诗集传》是全面批判《毛诗序》的。但此书是朱熹《诗》学的代表作，是贯彻其《诗》学大纲的产物，居于《诗经》宋学的顶峰，仅用反《诗序》一点，并不足以概括它。

朱熹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材，认为读《诗》应该“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诗集传序》）。他希望读《诗》者通过熟读讽咏、即文求义的文学方法，明白诗中有美丑善恶，从而警戒自己从善弃恶；明白诗中有三纲五常的“天理”，从而抑制自己情胜性动的人欲。

此外，朱熹反《诗序》而倡“淫诗”说，但他注《二南》诸诗却一遵《序》说，对《摽有梅》、《野有死麇》等情诗，也绝不斥为“淫诗”。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只有从其《诗》学大纲的角度来认识，才能理解。孔子说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周代举行乡饮酒、乡射及燕礼等仪式时，都要演奏《二南》中的诗歌。圣人既然已对《二南》作了明确肯定，其中自然不能有“淫诗”了。再者，朱熹也需要在《国风》中确立正面教材，所以他不惜置自己发现的“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说于不顾，将《二南》中的情诗仍套上“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光圈。可以说，把握住朱熹的《诗》学大纲，是读通《诗集传》的关键。

《诗集传》对注《诗》体例作了一些改革。首先，朱熹将每首诗前的《毛诗序》归并到一起，放在全书末尾，这就是后来单独成书的《诗序辨说》。撤去《毛序》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反《序》派学者那样，将自己的序放在每首诗前。而是将自己对全篇诗旨的分析，置于每首诗的第一章下面串讲章句的文字中。这样安排，体现了他要求读者熟读本文、即文求义，不要受任何注解（包括朱熹的注）影响的读诗方法，是十分切实的。第二，朱熹在每首诗的韵脚上（或者他认为是韵脚的地方），增注了叶（音xié）韵。叶韵是将原来读音不押韵的字，改为另一个音，以求押韵，这并不符合上古音的实际情况。不过朱熹增注叶韵的意图，“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他认为叶韵只是便于朗朗上口，是否符合古音则无关紧要了。这跟他以声得解、讽咏得义的主张有关，后人评价其叶韵说时，应当注意这一点。此外，朱熹在每首诗每一章下，都增标赋、比、兴。与《毛传》的单标兴体和只标首章的做法相比，这就更好地揭示了《诗经》艺术手法中的区别和联系，是《诗经》注疏史上的创新。第三，朱熹突破了《毛诗正义》“疏不破注”体例的冗长繁琐，借鉴《毛传》的方法，直接注经，引文不标明出处，省去许多文字。在章与章、篇与篇、《诗》与他书之间，凡关系密切而意思可省处均予省略，并注明互见体例，既能够简练扼要，又显得眉目清楚，较《毛传》更进一步。不过，他的注释有时过分简略，致使语意不明。不标出处的做法，有时也容易引起歧义。

总之，《诗集传》以朱熹的《诗》学大纲统摄一切，诸如“淫诗”说、“思无邪”说、《风》《雅》正变说、《二南》说、乃至体例的改革等，无不依大纲而行。这些完全改变了汉人以《诗》为美刺、为谏书的传统，将理学的涵咏道德、修身齐家，作为读《诗》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但自从元代将《诗集传》奉为科举标准后，其地位越来越高，最初的求实精神逐渐消亡了。宋学末流的空疏浮浅，使《诗集传》变成一块科举敲门砖，违背了朱熹的初衷。

《诗集传》有宋刊本。通行易见的，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影印宋刊本排印出版的圈点本。

苏辙著《诗集传》二十卷。作者认为，《诗经》中《小序》反复繁重，决非出自一人之辞，怀疑其实际上是毛公之学，卫宏为所集录。故在书中，仅存其发端一言，以下余文则尽行删除，也即作者序中所言：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确注明其失在何处。苏辙所论，皆有史为据，如认为《小序》本为毛公之学，汉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撰《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都与毛诗相同，但却仅有首序，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刘安世《元城语录》亦说，其少年时曾读记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因此，苏辙对《诗序》的研究，实际上摘掉了《诗序》为孔门嫡传的招牌；其对《诗序》本为圣人之言提出的质疑，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在《诗经》研究中的至尊地位。此书与欧阳修《毛诗本义》几乎同时而出，首先向汉学发难，其思想和观点对后世，特别是宋儒有相当大的影响，王得臣、程大昌、李樗即均以苏辙之说为祖。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子同叔，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进士，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力陈青苗法不可行，遂出为河南府留守推官，历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应天府签书判官。元丰中，兄轼作诗讽新法得罪，坐谪监筠州盐酒税。哲宗立，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元祐六年（1091）拜尚书右丞。后知汝州，徽宗时致仕，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与父、兄合称“三苏”，著有《栾城集》、《春秋集解》诸书。

《诗集传》·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苏辙撰。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馀文悉从删汰。案《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貍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於斯。王应麟《韩诗考》所载，如“《关雎》，刺时也。《芣莒》，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刘安世《元城语录》亦曰“少年尝记读《韩诗》（案《崇文总目》，《韩诗》北宋尚存，范处义《逸斋诗补传》谓《韩诗》世罕有之，此语不可信，盖偶未考），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作《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而《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辙以为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徵。唐成伯玙作《毛诗指说》，虽亦以《小序》为出子夏，然其言曰“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词”云云，然则惟取《序》首，伯玙已先言之，不自辙创矣。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辙《自序》又曰：“独采其可者见於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则辙於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觉寮杂记》乃曰：“苏子由解《诗》不用《诗序》。”亦未识辙之本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