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曾说：“我艰苦奋斗，我置身于人民群众中而不是生活番小圈子里。我一直同普通人民亲密无问。是的，我不仅在这当中受教育，而且在这当中成长。”1848年后，
惠特曼开始了在美国各地的漫游，所到之处，他都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诗人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寸步不让，我的书从头到尾必须是男工和女工。”他是
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热情歌颂“男工”和“女工”的诗人。在《
我听见美国在歌唱》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各种劳动者唱着自己“愉快而强壮的歌”，写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美。19世纪下半叶，能够把普通劳动人民作为诗的主题、社会的主人来歌唱，这在当时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不多见。这一点充分地体现了
惠特曼的民主思想。
新内容要求新的形式，
惠特曼创造出一种新的“自由诗体”。
惠特曼将自己正在打破传统的英诗模式的作品称为歌曲、颂歌或咏唱，而不是诗。与传统的韵律相比较，他更加注重自然的或有秩序的统一体。他的词汇，不论是否脱离上下文，与其诗论总是协调一致的。
惠特曼的兴趣在于作品的有机整体，而不是韵和音步这样的“部分”。诗人在自由诗体中，首创了“平行法”，通过大量使用i叠句、排比，反复强调某个意象或主题，使诗意逐渐达到高潮，形成一；一种在感情和心理上的后浪推前浪式的韵律。
惠特曼在展创作新技巧的过程中，导入一系列关于个体经验的意象，暗示了音乐对其形式概念的影响。《
我听见美国在歌唱》一诗中，歌唱意象的重复，包括声音重复的听觉押韵，凭借词汇重复而产生的意象的视觉押韵，突出了诗歌自始至终表达的中心思想——歌唱劳动者的美。
惠特曼赞颂爱默生的人生信条——“平凡则伟大，普通则神圣”。他热情歌颂普通民众和平凡事物，表现了激进的民主思想、高昂的乐观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