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泰哥拉与欧里庇得斯立论之成，惟仰赖希腊人一项根本性的创新，那便是政治。至于政府则另当别论：

因此，迄今为止，希腊政治制度的影响范围有限，仅仅存在于中世纪末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社（尤其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些公社诞生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带有在各个层面上——或农民的或封建贵族的——都不同于城乡的关系，以至于不可能在制度上有所借鉴，即使它们对古典希腊城邦了解甚多（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另一阻碍因素是对民主政制的长久敌视，而民主政制却与古典时代的雅典有着本质的关联。伍德沃德在其 1794年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说“我属于人们所称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民主派阶层”时，是一种挑战，而非讽刺。只须阅读一下纪利、米特福德或迪沃尔所著的希腊早期政治史即足以说明问题。格罗特对此的响应是功利主义者的哲学：他们所参考的都是例外，而且他们对雅典政治经验所赋予的价值是狭义上的教育。“除了社会制度以及古代道德理想的缺陷外，”斯图尔特·米尔写道：“经常参加听讼与公民大会的习惯提高了中等公民的文化水平，这远远超出了其他人群（古代的或是现代的）堪为楷模的任何东西。”修背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沂葬礼演说辞坤的暗示显而易见：人们应在政治理论领域而不应在制度领域来寻找可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