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成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当时程颐66岁。他本人对这部书非常重视。程颐去世后传本不一，杨时曾加编次。但在宋元时，其书编卷仍不一致。清康熙间吕留良定为 4卷，汇入《二程全书》，后涂宗瀛又作校订。20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尚存宋残本。

程颐受 王弼、胡瑗、王安石以义理治《易》的影响，在此书中，借解释《周易》卦辞爻象来阐明义理。并在《易传序》中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学命题，认为无形的理寓于有形的象中，理与象即是理与事的体用关系。易象反映天地万物之物象，易理则概括了天地之理。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又是社会等级、人生道德的由来。这里面还包括阴阳、动静变化的思想和关于理欲的观点，反映程颐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生的较系统的哲学思想，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元代开始被列为科举必读书，其中的哲学思想在封建社会后期有过重大影响。

程颐《易传》又叫《伊川易传》或《周易程氏传》，是程颐在涪陵写成的。程颐谪涪后即开始著《易传》一书，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书成并为之作序。《易传》虽然只写了一年，但是他对《易经》的研究，则是穷尽了毕生的精力。程颐早年就受《易》学于周敦颐，其后即以“深明易道，吾所弗及”而见称于张载。后来讲道于洛，也主要是传授《易》学。程颐贬谪涪陵时，已经六十五岁高龄了，几十年来对《易》学的研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在忧患之中著成《易传》，可以说《易传》是一部忧患之书。但是书成之后，又迟迟不愿其流布。据程门弟子尹焞说：“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他不急于让自己著作流传的原因，大概是想趁精力未衰的时候对《易传》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这在他答弟子张闳中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后来到他病危临终的时候，才将《易传》授与门人尹焞和张绎。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程颐治《易》推崇王弼，所以《易传》用王弼注本，又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但是《易传》只注释了六十四经卦和彖、象、文言，而没有注释系辞、说卦和杂卦，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仿王弼注《易》之例，有人说是草具未成，都只是推测之辞，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了。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北宋可以称之为儒家经学的复兴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对《周易》的研究，与程颐差不多同时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邵雍、张载和苏轼等人都对《易》学很有研究并且有专著，他们借《周易》论述世界本体和人生哲理，以《易》立言，蔚成风气。程颐注《易》也完全是为了宣传他自己的思想主张。他在《易传》里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理学思想。我们现在如果要研究程颐，首先就得读他的《易传》。程门弟子尹焞说：“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不能无失也。”意思是说，《易传》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它是程颐学术思想的代表，任何记述程颐言论的《语录》都不能同《易传》相比。后来胡安国论述程颐的学术，首先提到的也是《易传》。《易传》是程颐理学思想的主干，是程朱学派的理学经典著作之一，其地位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样重要。

汉魏以来，《易》学研究一向分为两大流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大抵说来，象数派重视宇宙变化的推测，义理派重视思维理论的研究。程颐《易传》就是义理派集大成的代表作。程颐答弟子问《易》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又说：“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他认为理才是《易》学的本原，研究《易》学要因象明理，只要得其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如果把穷尽象数当作研究《易》学的目的，那是舍本逐末，是方术家的作法，而不是儒者追求的目标。宋儒治经重义理，他们喜欢在解释儒家经义中，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完全不同于汉唐经师的笃守师说和章句注疏之学。程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易传》里面用理学观点对《周易》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他把“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理不仅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理的派生物。他认为《周易》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也只是一个“理”字在起作用。《易传》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论证天地万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生生无穷。天理生成一切，支配一切，而又超然独立于自然与人类社会，无所不照。这个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程朱学派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理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程颐的这个思想体系在我们今天看来自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却很精彩。如他解释《乾卦》：“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以元亨利贞为始、长、遂、成，认为它揭示了万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比以前的经师们专在文字训诂上兜圈子来得高明。程颐还认为人的价值在于道德意识，这也是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观。他在《贲卦》的训释中说：“君子所贵，世俗所羞；世俗所贵，君子所贱。”揭示了学者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的对立，世俗所追求的是声色货利，富贵权势，学者所追求的则是道德学问，人格理想。我们读着这些格言式的警句，也不能不为他的深刻思想所震动。程颐在《易传》里的很多论述常常闪耀着辩证思想的火花。例如他提出的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就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艮卦》）动和静是相辅相成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虽然作为具体事物总有静止的时候，然而从总体上观察，动比静更为根本：“先儒皆以静为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为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复卦》）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泰卦》）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运动，万物才得以生成。他认为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恒卦》）认为不动就不能长久存在。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动“恒久不已”才能“明”；寒暑相推，四时变化不已，才能成岁。他还认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困卦》）象程颐这样充分肯定事物运动的普遍性并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古代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前人评论《易传》，谓其“顺天命，阐儒理，切人事，明治乱，一以义理为归，而略于卜筮象数。”这的确是程颐的《易传》的特色。《周易》文字简略，涵义隐晦，程颐用自己的理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之明白晓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易传》染上了太浓的理学色彩，非复《周易》之旧，而成为程颐自己的哲学著作了。洋洋洒洒写了近二十万言，成为同类《易》学著作中的煌煌巨著。

自南宋理宗时程颐封伯并从祀孔子庙庭，《伊川易传》即被列为官书。明永乐十二年胡广等人奉敕修纂五经大全，其《周易大全》即合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而成；清康熙五十四年，所谓御纂《周易折中》也主要是杂凑二书而成的东西。《易传》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宝典，影响中国读书人七、八百年之久，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之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存乎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