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著名的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就在魏公村一带。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1

概述

位于海淀区南部。东起白石桥路,西抵魏公村小学西墙,北始魏公村北路,南至中央民族大学北墙。畏吾即维吾尔族的旧称。村以族名。后音近叫魏公村。
新疆维吾尔人在北京一带的活动,始见于唐代的记载。他们“多为商买于燕……尤能别珍珠”。到了元代,情况大为改变。当时维吾尔族的首领臣附于蒙古汗国。蒙古族的统治者从维吾尔族人那里吸收了不少先进的文化技能和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大量地擢用维吾尔族人。廉希宪做过元代的平章政事,官位相当于副丞相。他的父亲布鲁海牙是成吉思汗的宿卫,做过断事官、宣慰使,职位也很高。廉希宪的弟弟廉希贤曾任礼部尚书和驻外使节。小云石海涯一家三代都在元代任官。大都西的畏吾村,成为维吾尔族兄弟聚居的地方,他们或经商或制酒,或冶炼镔铁,元人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赞“平则为西贾之派”,平则门即今天的阜成门。明代成化年间,太监墓志铭称这个村“谓务村”。正德年间,太监墓志铭称“委兀村”,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畏吾村”,万历年间成书的《宛署杂记》称:“苇防护林地”,都维吾尔族的译音。直到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村子仍叫畏吾村。清人乔松年《萝蘼亭札记》载:“畏兀村,盖京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此于地,以称村焉。”清人查礼《畏吾村考》中写道:“京师西直门外,有村名畏吾。”民国四年(1915)绘制的《实测京师四郊图》标有魏分村,“文革”被发言权成“为公村”,1982年又恢复“魏公村”原名。
魏公村南是中央民族大学,不少维吾尔族的青年和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们聚集一堂,在此学习。1957年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逝世后,安葬在魏公村梯的湖南公墓中,今称魏公村北区,继室胡宝珠的墓也安葬在这里。“文革”中墓地遭到严重破坏。1982年文化部整修了墓,重新树碑,供人凭吊。

交通

地铁四号线到魏公村站;公交车26路、320、运通105、运通205、运通106等到达魏公村站;

地名变更

从现存文献来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经明清延续至今。与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时被称作“畏吾村”。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
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
据此,在李东阳曾祖之时已有畏吾村。又据《怀麓堂集》卷68《
魏公村

魏公村

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
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
文中提到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我们知道,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畏吾村的最早起源当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 (笔者将在下文详考)。
尽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元代文献、特别是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缺佚,我们很难找到元人关于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关畏吾村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除上引二文外,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虽然这段文字稍有错误,却正确指出了李东阳与畏吾村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死后也安葬在这里,而且他的墓地还成为后世文人凭吊抒怀的一景。
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
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这里称“魏吴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
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康熙、雍正时的查嗣瑮,乾嘉时期的法式善,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据清人查礼《畏吾村考》:
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
虽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吴村”、“卫伍村”等不同写法,但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时改为魏公村,具体时间已难查考。笔者认为当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现有的文献表明,至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经改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改动,显然是根据读音,换上了发音相近的字,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明代畏吾村称苇孤村,清代称魏吴村、卫伍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罢了。

家族墓地

通过上文,我们知道魏公村形成于元代,原名畏吾村。那么,它和畏兀儿人(Uighur)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它是畏兀儿人的聚落,那这个聚落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早在金代,大量回鹘人(按,即畏兀儿人的前身)已经在燕京定居,他们“多为商贾于燕……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返。”既然金中都聚居着大量回鹘人,会不会在金代就已经形成了畏吾村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畏吾村的位置相当于金中都的北方远郊。尽管中都是一个繁华都市,但远不能以今日的都城概念视之。在当时城北高梁河一带虽有金朝皇帝的离宫,但普通居民很少。回鹘人留居都城经商,不会选择这片人烟稀少的山野作为居址。金代史籍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畏吾村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到了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元代初期,在畏吾村一带开始出现畏兀儿人的活动。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的近臣、前燕京行省札鲁忽赤、畏兀儿人蒙速思死后埋葬在这里,“至元四年四月六日薨,年六十二。三宫震悼,庶尹流涕,曰‘夺我良臣。’昭睿顺圣皇后出内帑,买地京西高梁河之土,以礼葬焉,特谥敏惠公。”蒙速思是忽必烈的心腹大臣,又娶皇后察必(按,即上引文中的“昭睿顺圣皇后”)之妹怯帖伦。由于这两方面的关系,蒙速思家族世代出任元朝高官。“有子男十一人,孙男二十四人,皆为显官。女四人、孙女四人皆嫁世族。群臣之盛,鲜于为此。”从蒙速思开始,这个家族的陵园便固定在高梁河畔。其子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儿死后,与其父葬在一处,“葬高良河之滨,智敏王(按,即其父武都智敏王蒙速思)之兆。”高梁河发源于梁山(今石景山),自元代起,所谓高梁河多指由平地泉(今紫竹院)到西直门这一段河道。蒙速思家族墓地位于高梁河畔,当在紫竹院到西直门一带,而魏公村也恰好在这一范围之内。
有关的元代文献进一步提到了这个家族陵园的位置,“仁宗当驻跸和义门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儿之墓,顾左右曰……。”和义门即明清时代的西直门,蒙速思家族墓地位于今西直门外无疑。从仁宗驻跸和义门外来分析,阿失帖木儿与父蒙速思的墓地距离西直门肯定还有一段距离。这和今天魏公村的位置相符:魏公村在西直门外,但距西直门尚有数里的路程。
我们从元世祖皇后察必的家庙大护国仁王寺的选址,可进一步推定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拱,金所建也。庚午至元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外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这座京城外十里、高梁河上的白玉石桥就是今天海淀区白石桥的前身。可见大护国仁王寺就在白石桥附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的考古勘察也证实了这一点。结合道路里程和相对位置,大护国仁王寺位于白石桥附近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察必皇后家庙护国仁王寺就在白石桥附近的高梁河畔,那么,她在高梁河畔为妹妹一家亲自选定的墓地也必然距此不远。这样,蒙速思家族墓地的位置正与魏公村相当。
以上,我们利用多种文献,一步步逐渐缩小了范围,蒙速思家族墓地最终被框定在今天的魏公村附近。

聚落形成

墓址选择

我们注意到,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庙选在魏公村一带的高梁河畔并不是偶然的。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燕京东北郊高梁河水系修建离宫开始,这一带秀丽的自然景色和较便利的交通为皇室所青睐,对高梁河水系的利用也越来越重视。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采用两都制,政治中心南移,每年来往于燕京和上都之间。当时的燕京由于战乱已非常残破,忽必烈与皇后察必只是住在近郊金代的离宫中。至元元年开始修建琼华岛、万寿山殿。 此后,大都的兴建也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依托高梁河水系进行的。察必皇后每年往来于上都和燕京之间,对高梁河一带的地理风景不会陌生。她不仅于至元四年“买地京城之西高梁河之土”,安葬妹夫蒙速思,还在三年后“于都城西高梁河之滨大建佛寺”,[38]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对高梁河一带山水形胜的重视并不局限在皇族中。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蒙速思的女婿、畏兀儿名臣廉希宪也安葬在京西高梁河,“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原。”根据清人查礼的说法,直到清朝初年,在畏吾村还有廉姓居民,“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当时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守冢者亦廉姓,疑即右丞(按,即右丞廉希宪)后人。” 把这段记载和上引文相联系,廉氏家族的墓地也当坐落在畏吾村一带。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一位畏兀儿高官、金紫光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阿里海涯埋葬在城西高梁河。其后,该家族的成员都归葬这里,其孙、元代著名文人小云石海涯(按,即贯云石)“薨于钱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儿童、贱隶,莫不悼惜。其年月日,诸孤奉柩葬于析津之祖茔。”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海涯家族和廉氏家族也有姻亲关系,小云石海涯是廉希宪长兄廉希闵的外孙。
综合上述,三个畏兀儿大族的墓地都集中在高梁河一带,即今魏公村附近。这三个家族均出自北庭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而且互有姻亲关系。在畏兀儿人的社会里,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他们长期居住在荒漠戈壁的绿洲中,流动性较小,常常一个或几个家族聚居在一起。即使来到中原,这一传统仍未改变。由于宗族观念的影响,畏兀儿大族多有自己的家族墓地。这种家族墓地在汉地受汉文化的影响,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以上三个畏兀儿家族外,哈剌鲁贵族曲枢家族的墓地,也由元仁宗御赐选定在这里。“仁宗当驻跸和义门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儿之墓,顾左右曰:‘朕尝学蒙古文字于司徒,于心不忘。曲枢之功,朕所嘉尚,其为治寿藏,邻于司徒之地,以表朕志。’辞不获,命即日相地,发官帑为仞竁?],植华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有子二人,长伯都,次即王。……泰定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王薨于上都西门里第……以某年某日葬于城西宛平县先茔之次。”
这个哈剌鲁大族的加入,使高梁河畔的墓地进一步扩大,而且通过有关这个家族墓地的记载,如相地、植华表、列翁仲等,我们可以想见其他几个家族陵园的规模与奢华程度。
元朝政府关于官民坟地的大小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上,一百步。”元代一步合现5尺,一亩合240平方步。依此推算,上引品官可以分别拥有约375亩、260亩、167亩、94亩、42亩的墓地。在高梁河畔置有墓地的几个大家族世代均有高官,我们据上述规定可推测他们的陵园规模之巨。

原因

依以上引证,这些畏兀儿大族的陵园均位于今魏公村一带。那么,这些陵园与元代畏吾村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豪门墓地,京西一隅就不会发展出畏兀儿人的聚落,也就不会有畏吾村。因为这里既不是商业区,其总体生活条件也远不如大都城里。事实上,正是陵园导致了这个聚落的出现。
关于此类现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寻求一个固定的汇聚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研究北京史成绩斐然的尹钧科先生进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达官贵族和名门世家,这些人家竞相在北京近郊购置香火坟地或营建田庄。……这些权势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坟地后,便派护坟人看守。因坟地都在村外田野,护坟人户近坟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处近郊田野里大批坟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点。
畏兀儿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他们保持了世代相袭的家族墓地,而对于陵园的建设也往往不惜工本。明代汉人李东阳的家族墓地,尚且有土地“百余亩,周筑垣墉,通行神道”。由此亦可反观元代畏兀儿贵族陵园的规模。正是畏兀儿贵族大型陵园的存在,导致了畏兀儿人聚落的逐渐形成。这里最早的居民应是陵园的守墓人,而当人口积聚到一定规模时,它便会象滚雪球一样,加速发展。
从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到元末(1368),畏吾村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成长起来。

聚落归宿

有的研究者指出,畏吾村的形成是由于元代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他们认为,“畏兀儿在元代民族中的地位虽然比较高,但毕竟在蒙古族之下。同时,他们在北京人少地生,当时汉人对外来民族又怀有敌意。这样,在北京的畏兀儿人便聚居在一起,以团结自卫。……畏吾村的出现,是北京历史上民族间歧视的产物。”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确,从城市发展史的一般观点来看,社会地位较低而又缺乏财富、技能的外来移民,特别是少数族移民往往很难进入市区,而只能聚居在城市周边,形成自己的聚落。但是,用这种观点解释元代史事、解释畏吾村的诞生,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事实是,从辽金以来一直有大量的异族人包括畏兀儿人平安地居住在北京城内。到元代,畏兀儿人更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们安定地在北京生活,而且保持着本民族的各种习俗,“高昌之神戴羖首,伏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葡面饼贺神节。”“十月都人家百蓄,霜松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在元大都,各族之间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而不是敌对的。定居城内的畏兀儿人是安全的。畏吾村的形成显然与民族歧视无关,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团结自卫”。
不过,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在明代有关北京的文献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关于那些畏兀儿大族墓地的记载了。笔者认为,这和元末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明初的民族政策有关。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元末战乱中,京郊的这片异族墓地是很难得以保存的。而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标榜“驱除鞑虏”,推行“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民族政策,命令禁胡姓、胡语、胡服等,把元明易代说成是一场“复汉官之威仪”的民族革命。[59]白石桥附近的大护国仁王寺为元代皇后家庙,“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修造”,富丽堂皇。但到了明代,却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查考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同样形势下,畏兀儿大族墓地的结局。
历史的变迁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但我们总还可以找到一点点痕迹去认识历史。毕竟,畏吾村的名字一直辗转流传至今。

结论

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儿人聚落。它的形成与金元时期对高梁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由于优美的地理环境和畏兀儿人的宗族观念,在西直门外、高梁河畔出现了几个畏兀儿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这些大型陵园为核心,这里逐渐形成了畏兀儿人在京郊的聚居点。虽然在元末明初这些陵园已经消失,但畏吾村之名却一直延续下来。
我们不妨把魏公村的历史看作北京城数百年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不妨把魏公村当作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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