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浙江诸暨人。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金岳霖终生未婚。为纪念金岳霖先生,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人物简介

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于欧洲诸国,后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其中《论道》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而《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著名学者皆出于金岳霖门下。

人物年表

1895年7月14日(清光绪乙未年闰五月廿二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01年进入胡子靖创办的长沙私立明德学堂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
1907年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
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
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与冯友兰等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
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
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
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岁(终生未婚)。

人物评价

理想与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
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人生的转变

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
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

金岳霖回忆录

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听说毛主席是不让人为他祝寿的。我们朋友之间有几个人商量商量,认为这只是不让大家公开地祝寿。我们几个朋友私自聚集起来,庆祝庆祝未尝不可。这事就交我办。
在这以前,梁任公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寿联中有上联的后两句“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中有“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我想这个调调可以利用。我就主张联文如下:“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是“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叔存邓以蜇起先没有说什么,大概有点不满。后来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为“已七十矣”,叔存高兴了,看来他有同样的看法。叔存写了两副,一是用楷书写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长篆字写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向周总理学立场

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了。我作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就离开。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宏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亦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说起下面这句话来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时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文章歪到“洋”上面去了。我们还是回到立场上来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一同事向学部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一派的头头问关于对待大领导的看法问题。这位同事第一就提出总理,那个头头说:“总理么……总理么……”连“么”了几声。这位同事又问:“林彪呢?”那个头头很快就回答:“他行。”我听了之后马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拥护总理。我从总理学立场,连拥护总理的立场都没有,那怎么行?

最好榜样艾思奇

解放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
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来了。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课的,开头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学系全系师生都特别欢迎他,很可能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金岳霖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佩服他。理论不是短期内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样。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样。他实事求是、公正、和蔼可亲,好像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先进于马、列的感觉。而这也就是当其时最需要的。
我当时就作了下面的对联: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
湖南一人,云南一人。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学人回忆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 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因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21世纪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1987年2月23日
(选自《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徐志摩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王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成就荣誉

概述

张申府先生曾经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 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先生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哲学本体论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 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知识论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

相关著作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概述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学思历程及其渊源
一 少年时代
二 求学域外
三 大学讲坛与哲学创建
四 学术思想转向
第二章形而上学体系
一 哲学与形而上学
二 存在本根
三 大化流行
四 理则秩序
五 终极理想
第三章 知识论体系
一 知识论相关问题
二 知识论出发点的预设
三 知识材料的获得
四 认知与命题和真
五 归纳原则论
六 事实理论
第四章 逻辑思想
逻辑范畴思想
二 逻辑哲学思想
第五章罗素哲学分析批判
一 罗素形式逻辑思想判析
二 罗素感觉材料论的判析
结束语 研究与评价
一 历史回顾
二 历史位置
附录
金岳霖年谱简编
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人物轶事

金岳霖与朋友

金岳霖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他 16岁(1911年)那年离开长沙到北 平清华学堂读书。开始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长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金岳霖又是一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他的朋友很多,有“好几套”。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也有兴趣相投者,如梨园名角,斗蛐蛐的高手……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

金岳霖的幽默

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金先生28岁的时候说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又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绅士养鸡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听说他眼疾怕光,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檐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眼镜,据传两边不一样,一边竟是黑的。

情感世界

感情纠葛

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都有过感情纠葛,但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后来,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他眯缝着眼,坠入沉思, 慢慢地说:“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对她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词’啊。”
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一岁。那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的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上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此处的“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 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艳日、丰硕与富饶。金岳霖“极赞”之意,溢于言表。金岳霖回忆到追悼会时说:“ 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他沉默了下来,好像已把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死后金岳霖仍旧独身,我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们编纂好林徽因诗文样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送书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天已转冷,金岳霖仍旧倚坐在那张大沙发里,腿上加盖了毛毯,显得更清瘦衰弱。我们坐近他身旁,见他每挪动一下身姿都皱一下眉,现出痛楚的样子,看了令人难过。待老人安定一会儿后,我们送他几颗福建水仙花头,还有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三十年的林徽因“神会”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
晚年他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我们不时听到他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没有独身老人的孤独常态。他对我们说:“过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 我听从诫夫人叫他时都是称“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看着瘦骨嶙峋、已经衰老的金岳霖,我们想,见到他实不容易,趁他记忆尚清楚时交谈更不容易。于是取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先生趁机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待着,等待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 第二年的一天,偶然听到广播,好像说金岳霖去世,顿感怅然。找来报纸核对,几行黑字攫住了我的心。也许是天意吧。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金岳霖从人间带去的话,终有机会跟林徽因说了。

金岳霖与林徽因

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传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一九八三年,我跟我的老师陈钟英先生开始着手林徽因诗文首次编纂结集工作。林徽因已于五十年代去世,其文学作品几乎湮没于世。为收集作品,了解作者生平,这年夏天我们到北京访问金岳霖。这时他已八十八高龄,跟他同辈的几位老人说,他有冠心病,几年来,因肺炎住院已是几进几出了。他身体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不佳,一次交谈只能十来分钟,谈长点就睡着了。几年前,在老友们的怂恿催促下,他开始写些回忆文字,但每天只能写百多字。这一年由于体力精力不济,已停笔了。听了这些话,我的心凉了半截。不过,一位熟知他的老太太的话却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与鼓舞:“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我们找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金岳霖寓所。进了他的房间,见他深坐在一张低矮宽扶手大沙发里。头上依旧戴着一圈宽檐遮光帽,头顶上露出绺绺白发,架着黑框眼镜。瘦长的双手摊在扶手上,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筋。两脚套着短袜,伸直搁在一张矮凳上。他的听力不佳,对我们进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坐近他身边,对着他耳朵,一字一句地说明来意。我趁陈钟英先生跟他慢慢解释的当儿,打量着屋里的摆设。屋里 右边,一张老式横案桌上摆着一些书,桌边挂着一根手杖,还斜靠着一根拳头粗、一人多高、顶端雕有兽头的漆金权杖,大概是学生们送的。作为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权威与泰斗,这根金色的权杖,于他是颇具象征性的礼品。屋子右边,则摆着一个有靠背的坐式马桶。他要靠人扶着就此如厕。这金色的权杖与暗淡的马桶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顿令我感到人生易老,时光无情。 我们对着他耳边问谁了解林徽因的作品时,他显得黯然,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我们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给他看,希望从他的回忆里,得到一点诠释的启迪。他轻轻地翻着,回忆道:“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慢慢地,他翻到了另 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我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只听他接着念下去:“ 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去。末了,他扬起头,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林徽因这首《八月的忧愁》是优美的田园诗,发表于一九三六年,构思当是更早。事隔已半个世纪,金岳霖怎么对第一句记得这么牢?定是他时时关注着林徽因的创作,林徽因酝酿中反复吟咏这第一句,被他熟记心间。我看他慢慢兴奋了起来,兴奋催发了他的记忆与联想,他又断断续续地记起一些诗句,谈起林徽因的写作情况。翻完那本抄录的诗,他连连说:“好事情啊,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刚刚告诉过他,是从林徽因家乡福州来的,显然他倏 忽间就忘了。已经谈了十来分钟,他并没瞌睡,我庆幸地看着小录音机一直在转动着。我们取出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问他拍照的 时间背景。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 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 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我真担心老人犯起犟劲,赶忙反复 解释说,这是从上海林徽因堂妹处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张。待他听明白后,生怕我们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状,郑重地说:“那好, 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继而,他的眼皮慢慢耷拉下来,累了, 我们便退了出来。
很久以来,关于金岳霖对林徽因感情上的依恋我听了不少。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很深,在知识界交游也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而金岳霖孑然一身,无 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 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不过,后来看了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文章(《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更增添了具体了解。 据她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 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几天后,我跟陈钟英先生再次访问了金岳霖。进了屋,刚刚跟护理阿姨寒暄几句,想不到金岳霖闻声竟以相当纯正的福州方言喊我们:“福州人!”我们不胜惊讶。这肯定是当年受林徽因“耳濡目染”的结果。我们的话题自然从林徽因谈起。他讲着他们毗邻而居生活的种种琐事,讲梁家沙龙谈诗论艺的情况,讲当年出入梁家的新朋旧友。我发现他称赞人时喜欢竖起大拇指。他夸奖道:“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 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它方面的创作啊……”讲着,讲着,他声音渐小,渐慢, 断断续续。我们赶紧劝他歇一歇。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我们取出另一 张林徽因照片问他。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 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我不免有点愕然,他竟说得有点像顺口溜。我拉长耳朵听他讲下去,“当然不是说他滑头。” 经他解释,我们才领会,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 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他说:“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

著述要目

专著

1.《逻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35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7年第2版;三联书店,1961年,1982年重印。
2.《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1985年重印。
3.《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4.《罗素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论文

1.《唯物哲学与科学》,1926年6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7期。
2.《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1926年8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9期。
3.《说变》,1926年10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61期。
4.Prolegomena,1927年4月、6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1-2期。
5.《论自相矛盾》,1927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3期。
6.《同·等与经验》,1927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5期。
7.《休谟知识论的批评(限于Treatise中的知识论)》,1928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8.《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1928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9.《知觉现象》,1930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2期。
10.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1930年8月发表于《清华学报》6卷1期。
11.《A.E.I.O的直接推论》,1930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3期。
12.《论事实》,1931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4卷1期。
13.《思想律与自相矛盾》,1932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7卷1期。
14.《释必然》,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8卷2期。
15.《彼此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与概念实用主义》,1933年10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
16.《范围的逻辑》,193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5卷2期。
17.Note 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发表于The Monist44卷。
18.《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9卷2期。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中国哲学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
20.《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1935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6卷1期。
21.《论手术论》,1936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1卷1期。
22.《道,式,能》,1936年9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1期。
23.《可能底现实》,1936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2期。
24.《现实底个体化》(部分),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5.《现实底个体化》(摘要),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6.Truth in True Novel,1937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7.On Political Thought,1939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8.The Principles of Induction and Apriori,1940年发表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37卷7期。
29.《论不同的逻辑》,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3卷1期。
30.《势至原则》,1943年5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1期。
31.《归纳总则与将来》,1943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2期。
32.《自然》,194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4期。
33.《思想》,1944年5月、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9卷1-2期。
34.Chinese Philosophy,发表于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0年第1期。
$firstVoiceSent
- 来自原声例句
小调查
请问您想要如何调整此模块?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进行适当修改!
进来说说原因吧 确定
小调查
请问您想要如何调整此模块?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进行适当修改!
进来说说原因吧 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