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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四川富顺人。研究生文化程度,教授、研究员。中国“和平崛起”的提出者。1932年生,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知识精英的旗手级人物,“猫论”、“特色论”、“国情论”的全面论证者,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兴奋的倡导者。

人生经历

1950年08月至1952年08月在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学习(其间:1951年至1952年在广西参加土改)。
1952年08月至1954年0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
1954年08月至1955年0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员。
1955年01月至1969年0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
1969年01月至1972年04月下放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04月至1975年02月在国务院科教组大学组工作。
1975年02月至1976年09月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1976年10月至1980年12月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工作。于1977年年初与龚育之共同起草了在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引起全国轰动。
1980年12月至1982年04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
1982年04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胡耀邦同志处秘书。
1987年10月至1988年07月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郑必坚 郑必坚
1988年07月至1992年09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992年09月至1997年0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2年11月明确为正部长级)。
1997年08月至2002年0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正部长级)(其间:1998年3月至2001年1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
2003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研究方向

郑必坚的重要学术研究方向包括: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了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 他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特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

职务

郑必坚 郑必坚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理论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992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郑必坚 郑必坚
1997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历任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是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曾担任胡耀邦的特别助理兼政治秘书。

现任

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官方和社会职务。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相关事件

郑必坚 郑必坚
1932年5月,郑必坚出生在四川富顺。 富顺地处川南沱江之滨,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因盐设县。富顺除了盐业外,值得称道的就是文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选派太常博士、著名学者周延俊来富顺任知监,努力兴教化、办学校,培育士子。在他任职的第六年,即庆历二年(1042),富顺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于是,人们集资在城南建成一座文庙,主供孔子,时称“文宣王庙”,并在庙内立石质“雁塔碑”,用以刻录全县历次中试者的名字。此后,历任富顺知监均热心教育事业,亲任儒学教授,常在从政之余来庙内为生员讲课,于是文风大开。宋代在雁塔碑上刻名的进士即有67人之多。明成祖永乐年间,富顺文风日盛,教育事业发达,入学中举者逐年增多,有明一代,赴京会试中进士者达139人,因而获得“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

理论分歧

(注明:文章节选自网友仲呈:《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是“谋求和平”?》仅代表一种声音,不能对其任何言论的可靠性给予保证)
邓小平也于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2] 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应该实事求是地说,从1972至1992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看,的确世界局势总体在缓和。冷战结束后前五年时间里,美国、日本正加紧准备向世界扩张,全世界矛盾和动荡的趋势尚未显现。
可是,受美国及西方影响的很多中国战略专家、外交智囊,将邓小平的论述“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曲解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把未解决的“问题”曲解成“当今时代的主题”,这完全是指鹿为马。他们不仅在90年代后期如此判断,当1999年美国炸我使馆后仍如此判断,在21世纪前十年如此判断,在2012年的今天中国国家安全局势仍岌岌可危情况下仍然如此判断。其目的就是试图误导国家决策层,使中国面临周边威胁和冲突时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咬定“和平发展”四个字,误导国家在面临对外冲突时不断妥协退让,希望以退让换和平求发展,其最终结果是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其中最典型的表述是 郑必坚于2005年发布的 三和理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4]
众所周知,中国民众乃至海外华人一直在批评中国外交方面的软弱姿态。当然,中国外交人员并非都是卖国贼、软骨头,他们更多是受郑必坚式错误理论的误导:既然认定未来“和平发展”一直是主流,既然将“对外谋求和平”视为外交的核心理念,那么面对周边大大小小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只能是幻想以退让、妥协换和平。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管郑必坚主观意志如何,其“三和理论”成了中国某些卖国主义官员最华丽的遮羞布。
1、“对外谋求和平”能否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对外是谋求和平还是选择战争,都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手段。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其外交理念的核心原则无不首先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而像美国日本等国家则是如何对外扩张、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只有郑必坚等人宣布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当他发布这些言论的时候,正是美日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东海、黄海主权遭受他国侵犯,台独、藏独、疆独在美国日本扶植下都蠢蠢欲动的时期。
对于台独,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郑必坚有何资格宣布处理与台独关系的核心理念是“谋求和解”?中国对台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利用各种手段谋求国家统一。当“台独”势力扩张时,当然要使用武力进行遏制乃至消灭,当台湾面临被美国及台独势力分裂出去的危险时,中国当然要用武力解放台湾。由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这一点,因此郑必坚不敢公开提出异议,他只能生硬地解释:“针对‘台独’分裂国家,我们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讲‘和平崛起’,同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国家,是完全一致的”。[5]如果对台湾、台独问题的核心理念是“谋求和解”,其本质便是对政治军事斗争手段的否定。
对台独的斗争及武力准备,是遏制台独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早在七十年代,蒋介石自知已被美国抛弃,就曾与大陆和谈统一之事,台湾回归大陆的主要障碍是台独势力。在一国两制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统派在加快国家统一问题上没有争议,主要的争议在民进党台独势力那里。郑必坚所谓对台“谋求和解”,显然是对台独势力谋求和解,这是与虎谋皮。郑必坚用对台“谋求和解”作为对台关系的核心,必然边缘化针对“台独”势力的政治、军事斗争。当对台关系中“谋求和解”成为应对台独势力的战略后,台独在美国的培植下必然要发展壮大。2008年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其意图是当台湾之父,当福摩萨(台湾)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而“名留青史”。然而大陆在通过《反分裂法》的背景下,被陈水扁逼得只剩下武力统一一条路可走。正是陈水扁的激进式台独,给了中国大陆武力统一的最好机会。如果大陆动武,美国必然要插手,而中美关系必然因此全盘恶化,这样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计划将彻底破产。2008年左右,美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彻底肢解中国的准备,而同一阵营的陈水扁却要发动最后的冲锋了,陈的急进冒动破坏了美国的战略部署,因此美国必然要修理不听话的陈水扁。于是美国让瑞士银行及瑞士官方主动曝光了陈水扁洗钱案。由此可见,正是中国大陆的武力震慑作用及不惜一战的决心,才逼迫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暂时退却。震慑住台独的,根本不是郑必坚的“谋求和解”论。其实中国早一点展示武力及战争决心,根本就没有陈水扁入联公投的闹剧。08台海危机,完全是郑必坚与台独“谋求和解”理念所酿的恶果。
中国对他国和平友好的起码前提是,对方承认和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只有在美国、日本等国不侵占中国领土主权、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肢解中国、不谋求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前提下,中国才能对之采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否则这些国家只能是中国的敌人,中国应在合适情况下选择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及国家核心利益。
大道至简,显而易见:当一个人试图挖你心脏、砍你四肢、毁你大脑时,你还能将其视为朋友吗?当前美国对中国正是这么做的:美国扶植疆独、藏独、台独、港独,怂恿日本侵占我东海,怂恿东盟侵占我南海,试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国家政权,恰如挖掉中国的心脏(断绝中国的能源来源)、砍掉中国的四肢(使中国领土分裂并丧失战略缓冲地带)、毁我大脑(对国家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恰如一个人的大脑)。而郑必坚却极力鼓动中国对美政策以“谋求和平”为核心。
三十年来,当国家核心利益面临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外敌威胁时,郑必坚则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要永久地奉行对外谋和平的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不能因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冷战思维’,就也要跟着人家去搞冷战思维,去走那条害人终害己的道路。越是世界上还有‘冷战思维’,就越是应当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6]众所周知,当前正是美国、日本在用冷战思维看待对待中国。2012年初,布热津斯基则直接声言,如果中国继续捍卫其国家核心利益(布氏指责为民族主义),美国将挑动日本、印度等大国与中国发生战争,让“21世纪的亚洲将开始与20世纪的欧洲一样——充满暴力与血腥”,[7]在这种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下,郑必坚仍然要让中国“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广大网民不禁纷纷质疑:这跟面对金兵的秦桧和面对日军的汪精卫有何本质区别?
“对外谋求和平”不可能成为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外交核心原则。即便是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才在战后格外强调和平外交,其本意是放弃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国际法仍然承认这些国家有自卫的权利。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被西方和日本侵略掠夺的对象,中国从未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意志和战略,郑必坚却将中国的外交核心原则定为“对外谋求和平”。当外敌正在用“冷战”和“热战”各种方式侵占我领土、侵犯我主权、颠覆我政权、危害我核心利益的时候,郑必坚却剥夺了中国用武力和强力进行反击的权利。中国并非美日殖民地,但是在郑必坚的战略安排下,却要享受比日本这样的二战战败国还要低等的待遇?
在内政外交上,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完整、国家及人民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是首要的核心原则,当这个目标完成后,当没有外部国家和势力危险、伤害中国后,中国才能“对外谋求和平”。当国内政局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根本性矛盾时,中国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难道晚清政府不想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并与西方列强和平友好?晚清政府无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内部看,其统治集团内部腐败不堪、矛盾重重,人民大众的起义反抗也是层出不穷,从外部看西方列强亦虎视眈眈,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中国的财富和领土。民国政府仍然是这个困境。而中国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那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开始的60年里不断奋斗才争取的结果。
首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内部政局稳定,权力系统相对清廉,全国人民一致拥护党的领导,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拥有两弹一星及核潜艇的军事大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某些重点领域,已经掌握较先进的核心技术。
其次,对外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系列强硬手段,美国及西方已经承认新中国是“打不败的对手”,而且是比赫鲁晓夫们的苏联更能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对手。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围堵”,与美国一方展开了硬碰硬的较量。首先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军迅速出兵朝鲜、占领平壤,占领朝鲜大部分领土并将战火烧向鸭绿江。中国军队随后入朝参战,将美军从鸭绿江赶至三八线,迫使美军于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所以,真正对二战后亚洲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其实是板门店协议。或称之为“板门店体系”:新中国赢得了英美苏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尊重,美国从此已彻底放弃了用武力进攻新中国的打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惧怕与新中国军队交战。朝鲜战争中,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38度线,美军对新中国警告视之不见,随后中国参战,美国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战略失败和军事噩梦。
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军汲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由于担心中国参战,始终不敢越过17度线,新中国的存在是美军越战失败的根本性的战略因素。因为如果美国继续扩大越南战争,将直接导致与中国的全面开战。当七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把重要的军事和重工业转移至三线以后,已经完全有条件和美国再打一场全面战争,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因此美国必然在越南战场全面退缩。
除了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使美国大败而归、损失惨重外,中国还在东南亚各国扶植了势力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及各种泛左翼政治组织,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岌岌可危。国际局势的天平发生大倾斜,苏联的实力仍在不断增长,而美国则陷入被动,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实力中心。中美苏大三角事实上开始形成。
在美国及日本看来,“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因此这才有了1972年中美、中日之间的关系缓和,这才有了随后美国对台湾的松手、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这才有了中日、中美之间的建交和大规模经济贸易往来。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前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美战略反击所奠定的基础。
2、经济全球化将使大国间的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必然要求”吗?
郑必坚等人的错误在于,幻想美日已经改变了其侵略本性,国际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缓解,和平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永远主题。当中国某些外交人员在郑必坚的指挥下一步步对外求和平、求妥协时,当美国日本逐步发现中国丧失了对他们的危险能力时,针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便接踵而至。
历史业已证明,美国对苏联、中国接触和解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演变乃至肢解这两个对手。当年,戈尔巴乔夫们对美无原则地妥协退让,美国则趁机果断地下手肢解了苏联。对美国来说,苏联末期的戈尔巴乔夫仅仅是美国暂时的朋友,美国80年代后期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仅仅是防止苏共左派上台,当苏共左派彻底失败时,美国就扶植叶利钦打压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后,美国必然要下手将俄罗斯和中国肢解。对美国来说,叶利钦也仅仅是暂时的朋友,虽然叶利钦在瓦解苏联方面居功甚伟,但是当叶利钦不希望俄罗斯进一步被西方肢解时,美国便开始抛弃叶利钦了。美国当然知道,90年代前半期的叶利钦主导下的俄罗斯是美国的真正盟友,但是美国无法保证俄罗斯世世代代的统治者都是亲美的叶利钦,只有彻底将其肢解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新一代的普京政府展开了与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对抗。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是在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强硬方式才捍卫住了国家利益底线。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假如普京上台后仍采取郑必坚式的战略(对美及俄周边亲美国家求和平、对车臣局势求和解),俄罗斯恐怕已经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设计被肢解了。当布热津斯基们感到俄罗斯难以下手,从而将俄罗斯的“民主化”寄希望于下一代和下两代时,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转向亚太,意味着美国已将肢解中国摆上议事日程。而中国假如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必然是美国下手的最好时机。
郑必坚曾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所以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2012年,郑必坚还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大势做出如下基本估计:“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对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郑必坚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他主张中国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9]
郑必坚说“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郑必坚其实很清楚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没有‘大三角’了,有的是美国一超独霸”。[10]换句话说,郑必坚主张中国总体上承认并维护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秩序。而这种国际秩序体系在中国周边,便是美国通过武装台湾、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防御和安全体系来阻扰中国的国家统一;美国通过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支持日本侵占我钓鱼岛及霸占东海广大海域;美国通过军事支持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霸占我南海相关岛屿和领海;美国还通过扶植台独、疆独、藏独试图肢解中国……这一切都是美国“一超独霸”国际秩序在亚洲的主要体现。郑必坚对此既不反对,也不挑战,更不主张用暴力去打破它。
郑必坚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大国……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国际资源”,因此,他判断“和平与发展(永远)是时代的主题”。其实历史和现实和郑必坚的判断刚好相反。
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恰恰是大国间的激烈冲突乃至战争。自近代西方开启经济全球化进程以来,伴随着的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殖民掠夺和残酷剥削压迫,其中,北美几千万印第安人遭遇种族灭绝,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大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持续百年的侵略和肢解。经济全球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第三世界也给发达国家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在24个最富裕的工业经济体(OECD国家中),1960年出口额占这些国家GDP总量的9.5%,1900年则为20.5%,1999年后才恢复到了1910年的水平。因此,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看,当前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及全球化程度“在很多地方并没超过1910年的水平”。[11]
[1]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44,人民出版社,1993
[2]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53,人民出版社,1993
[3]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83,人民出版社,1993
[4]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2日,
[5]郑必坚:《“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6]郑必坚:《“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7]布热津斯基:《After America》,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8]《郑必坚论中日关系:务实解决三大问题》,新华网
[9]郑必坚:《关于我国发展战略的新思考》,《经济日报》,2012年1月20日
[10] 郑必坚:《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走向》,《学习时报》,2003年6月9日
[11] 肯尼斯·N·沃尔兹:《全球化与治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名校之旅

出生于才子之乡的郑必坚,12岁时前往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后转学天津耀华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原名南渝中学,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周恩来曾在该校读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此会见张伯苓、柳亚子等各界名人;抗战期间,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常来母校探亲访友。“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各校被日机炸为废墟,部分师生内迁来渝;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华西的著名学府。建校以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周光召、朱光亚、张存浩、邹家华等一批杰出人才。
天津耀华中学的前身是天津公学,成立于1927年6月,是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为争取华人子弟上学的权利而创办的。有相当多的学生已成为国家栋梁。如郝诒纯张金哲梁思礼、周南、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陈李琬若女士等。
郑必坚 郑必坚
1950年,郑必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当时,全国高校都在兴起一种教改,即在大学兴办“实验班”,将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合并压缩,一气呵成地读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就开办了这种“本硕连读班”,而郑必坚由于成绩突出,被选拔到这个班。
1954年,郑必坚毕业后留校任教。

秘书期间

郑必坚 郑必坚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中国人民大学许多老师到一定的时候都进入了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干部或者智囊。郑必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77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郑必坚任该编辑委员会理论组副组长。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他作为高级理论研究人才被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邓力群赏识,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研究员。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郑必坚 郑必坚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郑必坚曾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什么?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新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就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1984年10月20日,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首次为“商品经济”正名,意义重大。这个《决定》的起草颇费波折,原定的起草班子开始总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框子,虽几易其稿,邓小平和胡耀邦均不满意。后来,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决定把参加起草过《决议》的郑必坚加入编写队,另外还增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等人,并将起草小组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经过这样的调整,《决定》才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模式,改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郑必坚 郑必坚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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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郑必坚论集》
这部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必坚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我们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许多重大理论贡献的著名理论家,是理论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
《郑必坚论集》汇集了郑必坚1981年至2005年的著述148篇,共分五大部分:
1、“大变动、再认识和世界范围的改革调整潮流”(1981年-1991年);
2、“当代中国发展大局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92年-1997年);
3、“我们的旗帜和‘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1997年-2000年);
4、“经济全球化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2000年-2001年);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根本走向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1年-2005年)。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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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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