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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汉族。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部级跨世纪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中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和上海市经济学会5个重要学会的副会长,教育部中青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委理论创新咨询专家,并任俄罗斯彼得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黑龙江大学、安徽财贸学院等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主要著作

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400多篇文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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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和合编20多本书,其中独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文化经济学》、《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经济学方法论》、《现代政治经济学》、《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等。30多次获全国和上海各种优秀论著奖,领衔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管理周刊》主编。

主要论文

1.《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当代经济研究》2011/04-05。
2.《新“房改”的未来方向》,《人民论坛》2011/09。
3.《公众“幸福感”的政府责任》,《中国经济周刊》2011/08。
4.《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1。
5.《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01。
6.《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人口研究》2010/06。
7.《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综合竞争力》2010/06。
8.《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可能性、迫切性与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11。
9.《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财经研究》2010/11。
10.《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学术月刊》2010/07。
11.《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红旗文稿》2010/11。
12.《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1。
13.《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2009/12。
14.《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管理学刊》2009/05。
15.《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经济学动态》2009/04。
16.《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财经科学》2008/10。
17.《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06。
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旗帜》,《人民论坛》2007/Z1。
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其经济制度》,《中国城市经济》2007/10。
20.《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01。
21.《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学术影响

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37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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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其中:独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消费理论古今谈》等;先后35次荣获全国和上海的各种优秀论著奖及数次市级教学成果奖。论著和演讲上百次被各种媒体报道,《人民日报》、日本共同社、《韩国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央教育电视台、江苏有线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发表过记者和主持人专访,《高校理论战线》、《生产力研究》、《学术月刊》、《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经纬》等介绍其经济思想。
先后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港台进行学术交流,出席国际研讨会,《中国当代教育名人大辞典》、《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CSD网站)、《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国际名人录》(美国ABI)等国内外主要辞典均列名介绍。(《生产力研究》、《经济经纬》)、“我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代表之一”(《当代经济研究》)以及“改革以来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海派

学说创立

程恩富于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海派经济学”,其含义,一是起源于上海;二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海纳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壮大。

为中央政治局授课

2004年5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让他感到忧虑和不安。在忧国、忧民、忧天下,对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沉默是金。他为民执言,有许多不得不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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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新开放观最有利于民富国强,不正确的政绩观要不得。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将会酿成新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创造的财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企业改制,则成了社会热点问题。程教授说,MBO作为一种美国企业界较为流行和欧盟等国并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国国企改革中又出现“变形”、“变味”,只会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成为少数人谋私的手段。要反对利益集团的狭隘性。
程教授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地对张五常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学者,引起学术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问张五常》一书。
胡锦涛总书记对程恩富教授说:“我们党有一些老的理论家,现在需要培养像你们这样比较年轻一点的理论家。你们可以大有作为。”
程教授指出,某些党校的教授也赞成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假设,他们讲课和写论著,只能加重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就在于,干部和学科带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
程恩富强调:我们需要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这就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也是学界须共同确立的学术与思想风貌。陈岱孙教授为程教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正是程恩富教授治学的真实写照。反潮流的思想通常在当时受人讽刺、批判与打击,同“红得发紫”而又陈旧的流行学术与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程教授说:马克思就是人民经济学家的典范,我们都须学习他。

人口理论

实施一胎化

是一胎,还是二胎?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将全面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我依然坚持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方式,尽快提升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有争论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坚持的“应实施严格的‘一胎化’”观点,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
但对于他的观点,赞同者寥寥,反对声一片。有人将其观点称之为“断子绝孙”的建议;更有甚者,将“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宫’行为”。
时至今日,面对质疑、甚至是谩骂之声,程恩富仍坚称:“30年来,‘一胎化’政策大约少生近4亿人,‘一胎化’将会效果更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评价。否则,今天我国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会比现在少得多,而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长、减轻社会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只是部分达到,因而需要继续坚持,最终实施‘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强调说,“这个问题引起大的探讨和争论是件好事,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
“‘一胎化’我提了两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找我辩论,我希望能有人站出来敢于大胆同我辩驳,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程恩富说,“谁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一条条驳我嘛,观点的交锋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程恩富发现,两年来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向他“对阵”。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个媒体及网络各反对方的观点,归纳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驳斥,列出了约2万字的10点答疑。
程恩富忧心忡忡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不同选择。”

对人口“先控后减”

延续30年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为此出现了“大规模争论”。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在“一胎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一胎化”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他称,坚决反对“逐步放开二胎”这一观点,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城镇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应坚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在‘一胎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一胎化’政策,积极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程恩富态度坚决地表示。
他分析认为,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
“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程恩富坦言。面对眼下全国出现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担忧“一胎化”将会带来劳动力补给的“严重不足”,而不是“就业难”的问题。
对此,程恩富分析认为,“用工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非公有制企业工资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环境恶劣,导致招不到工人;同时,中央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可以综合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种“用工荒”,缺的是技术型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加强专业人才教育,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技术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归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这显然是个误判。”程恩富表示,“我们不但要坚持'一胎化',而且要在'一胎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一胎化'。

“变罚为奖”

“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强程恩富调。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中国经济周刊)

住宅分配理论

分蛋糕的学问

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措施,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稳步增长;但另一方面,四大差距也显现出来了:一是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第二,行业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特别是金融、证券、石油、通信等部门,收入都比较高;第三就是阶层之间的收入拉大了,私有经济投资者的收入大幅提高,国有的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增长也很快;第四就是地区间的差距,沿海的、发达地区的收入比较高。对于这四个差距,总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拉大,这种差距持续扩大而得不到遏制的话,可能将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在东南沿海的很多地方总会听到“用工荒”这个词,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来说,由于有一批待业者在门外候着,势必造成工厂里在业职工的收入难以提高。因为你不做的话,老板随便在外面叫一个人进来就把你给替了。因此劳动工资长期不提高或者提高很慢。在外面打工收入上不去不说,小孩没人照顾,还得夫妻分居;而在老家,中央的惠农政策频频出台,那么在整体利益前做个比较,人们自然就会待在家里了。
目前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遏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可取措施,但是要看到,如果仅是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很多企业就可能只按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支付,使得一般职工的收入长时间得不到增长。
关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个税起征点应因地而异,根据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物价,包括房价来综合决定。个税的作用是调高补低,而中间那部分人群的收入还有待提高。因此我认为,不要向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征收个税,只要高收入人群交纳个税即可。对于个税征收的标准,我有个建议:个税不应对个体进行征收,而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比如一个三口之家,也许丈夫的工资较高,但孩子要上学,妻子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丈夫征收很高的税,那是很不合适的。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是属于再分配范畴的一种微量调整,其实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得更为重要。所以,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公经济体,都应该建立一个普遍的调控线,该调控线应该这样规定:企业一般职工的包括奖金、津贴等在内的广义收入,应当和该企业高管层的收入增长、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该企业纯利润的增长挂起钩来,同时和物价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建立一个国家主导型的职工权益保护体系。需要的话应该全国人大立法通过。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说,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能否越过这个“陷阱”,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如果政策没有问题,就可以跳过这个陷阱。

建设廉租房

除了采用空置房强制使用措施,程恩富认为,政府也应该适当建一些经济住房,供农民工、刚刚毕业的学生、贫困家庭人群等收入较低人群租住。
“可以建一些40-50平方米左右的小套间。比如民工来打工,马上就能向政府申请后租到。”考虑到未来房屋供应量将逐渐宽松,程恩富提出:50平方米的住房中间设计成可以打通的,以便将来还能改善成80-100平方米的租住房。

海外评价

先后赴美、英、德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香港学界颇有影响。提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论、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论、一府两系
程恩富 程恩富
的国资管理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论、大文化经济学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等,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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