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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城,中国最古老的城镇之一,雄居中原南缘的中心,是湖北鼎立的重要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827年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而得名,历经数次变更。1984年1月经省政府批准地市合并后,成立了襄城区、樊东区、樊西区、郊区。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原四城区,以汉江为界成立了襄城区、樊城区。

樊城起源

“樊城”之名,始于西周,而“樊”之地名则始于殷商时期。公元前827—前781年(周宣王时期),樊城建城,迄今已有2800余年的历史。据《路史》记载:“樊太伯后仲山甫,宣王封之”,可见“樊”的地名在仲山甫受封之前已经形成。仲山甫于公元前827—前781年受封为“樊国”之君,则成为樊城建城起源之说。
古时樊城,属豫州之域。秦时,樊城属南阳郡。汉承秦制,西汉初年,先属南阳郡所领邓县,后属南阳郡襄阳县。东汉后期,曹操于公元208年置襄阳郡后,直至西晋,樊城隶属襄阳郡。东晋时,樊城改属雍州。西魏时(535—556年)建樊城县,隶属河南郡。北周时(557—580年)撤樊城县,改置安养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为襄阳县城。民国25年(1936年),襄阳县于樊城设樊东镇、樊南镇、樊西镇、樊北镇。民国30年(1941年)改建为樊东、樊西2个镇,民国31年合并为樊城镇。1949年1月10日,樊城解放,建立襄樊市政府(县级),同时建立市辖襄樊市樊城区政府。1950年5月,襄阳、樊城两镇合并组建成襄樊市(县级)。1979年6月,襄樊市升格为省辖市。1983年10月,襄阳地区与襄樊市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于1984年1月在樊城设樊东区、樊西区及郊区。1995年10月,撤樊东区、樊西区和郊区,成立樊城区

历史沿革

樊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827年因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而得名,历经数次变更。
《尚书·禹贡》载,天下分九州,古时樊城属豫州之域。“樊”之地名始于殷商时期。《樊城建城考辨》一文,从分析“樊”字入手,论述樊城起源,该文称:“许慎《说文解字》释之曰:‘樊,鸷不行也。从从棥,棥亦声。’段玉裁改‘鸷’为騺,其注《马部》曰:騺,马重貌。騺不行,沈滞不行也。”《通训定声》亦曰:‘樊字亦作。《广雅释诂三》,止也。’意思是说,马负过重,止而不前,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南船北马’这一熟语,而且樊城则正在这舟车转换的中心点。《襄樊古代道路的形成与拓展》文中通过对几次战争的考察,认为从江陵至宜城、襄阳、樊城,向西北进入河南南阳等地有一条车马可行的道路,即后人所称的南北大道,或称之为‘夏路’。这‘夏路’的形成,并非在春秋战国时期,也绝非仅用于战争。远在西周昭王时期(公元前995-公元前977)这条‘夏路’就该早已形成,昭王伐楚和南巡,据载有三次:‘昭王十六年(公元989)伐楚荆,涉汉,遇大’‘十九年(公元986),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惊,丧六师于汉。’‘末年(公元977),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大量的军队、粮草,要在汉水北岸集结,马要卸载,人要登舟。樊城或许于此时便成了繁华的墟落。休战时期,它并不荒废,南北的物资交流,商贸的发展,更促成了它的兴盛和繁荣。“樊”还有另外的意义,也可能成为地名的因素。殷商时期,有直接服务于王室的管理工奴的“百工”之官,他们分别管理一批有技术的奴隶,为王室制造各种各样的用具和装饰品。其中就有一种称“樊”,属于篱笆工。其他如索(绳工)陶(陶瓷工)施(旗工)繁(马缨工)等等。这些百工之官后来各自形成氏族,他们忠于殷商王朝,有“悍直之气”与“团结之力”。周灭商之后,不得不时时迁徙其居,分散其族。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樊氏被分给了康叔,其地大概在今河南北境。因为经常被迫分散迁徙,或许有一支便被迁到了襄阳对面的汉水边。于是,这里便成了樊姓居民聚居之地,樊的地名也就应运而生。清同治十三年(1874)《襄阳县志》载:“樊侯仲山甫,孔颖达曰:‘周语称樊仲山甫直谏宣王,是山甫为樊国之君。’韦劭曰:‘食采于樊’。《后汉书·樊宏传》曰:‘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章怀太子注:‘樊,今安养县’。《路史》:‘樊太伯后仲山甫采,宣王封之’。“樊”的地名在仲山甫受封之前已经形成,仲山甫于公元前827—前785年受封为“樊国”之君一事,即成为1990年襄樊市庆祝“襄樊建城2800年纪念”的历史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置郡设县,樊城隶属南阳郡。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取樊城,置襄阳郡。南北朝、西魏时(535-557年),置樊城县,隶属河南郡;北周(558-580年)废樊城县,设安养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永贞元年(805年)移临汉于古之邓县治名邓城县,樊城为邓城县辖镇。宋绍兴五年(1135年),撤邓县城,并入襄阳县,樊城为襄阳县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襄阳路,治所樊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襄阳县设坊4(东北坊、东南坊、西北坊、西南坊)厢2(樊城厢、黑门厢)里29(牛首、蔡林、潼口等)。清代至民国时期樊城为襄阳县辖镇。清宣统年间,襄阳县划分为8区,樊城为襄阳县第二区。民国25年(1936年),襄阳县分为6区、108联保(乡、镇),于樊城设樊东镇、樊南镇、樊西镇、樊北镇,均隶属第二区。民国30年(1941年)正式实施新县制,襄阳县分设37乡镇,樊城分设为樊东镇、樊西镇。民国31年(1942年),樊东、樊西两镇合并为樊城镇。
1949年1月10日,樊城、襄阳第二次解放后(1948年7月第一次解放),中共桐柏行署三专署将襄阳、樊城合并组建襄樊市。1949年3月15日,桐柏区党政机构奉命撤销后,襄樊市划归汉南工委领导。1949年5月,湖北恢复省建制,直辖襄樊市。1953年4月,襄樊市恢复建置,改为省辖(县级),1979年升为省辖地级市。1983年8月,襄阳地区撤销,并入襄樊市,于1984年1月,在樊城分设樊东区、樊西区、郊区。1995年10月,国务院批准襄樊市设置樊城区,襄樊市委、市政府撤销原在樊城设置的樊东区、樊西区和郊区,筹建樊城区。1996年7月12日,樊城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樊城区首届政府领导人,樊城区正式成立。2001年8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襄阳县改成襄阳区,将牛首、太平店两镇划入樊城。

樊城简介

樊城,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市的中心城区。地处鄂西北,踞汉水中游。东与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接壤,西与老河口市仙人渡镇毗邻,南与襄城区和谷城县隔汉江相望,北与襄阳区伙牌、龙王镇相连,幅员总面积566平方公里。区人民政府驻樊城长虹路23号,距襄樊市政府约3.5公里,距省政府驻地武昌348公里。樊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承东启西,连南贯北。西接渝陕,东连江汉,南通湘粤,北达宛洛,是鄂、豫、川、陕毗邻地区交通枢纽。古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誉,历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2009年,樊城区辖8个街道办事处和2个镇,辖区总人口约80万人,其中区属人口595563人。区属总人口中,城镇人口410455人,农村人口185108人。辖区内常住流动人口47286人。
樊城,位居南阳盆地南侧,汉水之阳,汉水蜿蜒于秦岭、武当山的峡谷山峦之间。在它的中游一片广袤的平原,追求生存的先人逐渐迁徙在河畔肥美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她就是史前开拓者造就的樊城雏形。从地下出土的陶片及石器来看,谁能准确计算出她的年代呢?樊城,名副其实的是神州华夏的一座古镇。《水经注》、《荆州图副》、《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等古籍史料都记裁了这座古镇的发展。早在公元前800多年就将其宠臣仲山甫封樊侯于斯,可想而知,如果是不毛之地是不可能的。至于因政治需要封邑北迁就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嗣后历经变迁数千年仍沿用樊城这个古名。
这一地带的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群起,邓、曾、蔡等群雄争霸,就在樊城北十里蔡坡地带发掘有大量春秋战国墓群,仅近几年由文物考古队就发掘150多座,出土了不少的文物,如邓公牧簋等一批铸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其中吴王夫差剑,在余岗蔡坡于1976年出土,剑身阴刻有“攻王夫差,自乍其用剑”,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考证说:“剑出土于襄阳,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吴王夫差剑,成为将帅的战利品而下葬。
樊城北近十华里的邓国都城与樊城的发展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古国,前678年邓国被楚灭后,汉江北岸诸侯分封的形式起了巨大的变化,樊城便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下渐渐兴盛,这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鲍至著的《南雍州记》记载有:《邓县即在樊城,本仲山甫之国》。
写到这里,我们读读唐朝咸通年间曾任汉南从事的胡曾的诗咏:“邓侯城垒汉江干,自谓深根百世安,不用三甥谋楚计,临危方觉噬脐难。”能说是因地因名而樊城、邓县(即左城名)历史上的变迁混用,或者是从邓都衍生而发展的新地——樊城。直到公元前678年鲁庄公16年时楚灭邓,至秦庄王攻楚取邓,又改为邓县。
传统京剧故事《战樊城》就发生在樊城,可见樊城早已为春秋时期的军事重镇。其它如有关古战场樊城的争战,如楚、巴、邓之战和三国关羽水淹七军等故事,正说明它的发展已然成为诸侯国君王视为肥肉的争夺之地。
襄阳与樊城隔江相望,自东汉刘表领荆州牧后,两千年来曾设为州郡、道、府、县治所,成了千里汉江两岸的政治中心。西汉末除王莽篡国建立新朝,一度改为相阳外,一直沿用。而樊城却因为朝代更替、辖属关系多有变更,晋朝时因战乱灾荒,大批灾民顺流而下,大量流入襄、樊富庶安定地段定居,于是官府在此设置侨居雍州,将樊城改属京兆郡,更名为邓城县,时而邓县,汉江以北仍属南阳辖地;南北朝近百年的阶段,改制频仍。西魏废邻近的山都郡山都县并入,始名樊城县,在其附近设立安养县。北周又废,为樊城镇,到贞元21年,临汉县治所移至古邓城,建邓城县,辖樊城。唐代中期樊城一带由南阳划归襄阳郡。千余年来,归属及县名变换不定,南宋省邓城县。这里抄录一首唐代襄阳田园诗人孟浩然咏唱的《登安养城楼》诗,看他当时赞颂乡土山水风物的美景:
县城南面汉江流,江涨开成南雍州
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消忧
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
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城垒汉江干,形象地写照樊城这座古镇的地理位置,漫长的岁月波澜曲折,直到十九世纪末也不过是建城区约4平方公里的小镇,三千年哟!它似春蚕般的蠕动,“古老”两字标示着它发展的缓慢。
古镇樊城的沧桑变化就是随着星转斗移维系着它的生存发展。它象春蚕般蠕动在襄河北岸,其遗址从开始形成村落到设官府辖置,又何止二千年岁月?仅从遗留下来城垣、地下出土器物,街巷名称的发展便可找出些脉络来。
樊城,北望中原大地,南行东去的交通自然是汉江为其提供了便捷之径,这条大河的北岸自然会成为邓国、子国,她是先人寻觅的最佳栖息地。这里为了抵御战争和防止洪水,以土垒墙筑起了方城。这里应该大书特书的是樊城的建城发展有其独到之外,滨河延伸又恰恰是正方面积的节节发展,而不是纵横无序,这是古代华夏大地崛起城池少有的。首先拓建的方城,不到半平方里的面积,东南端柜子城,沿北折西再东南方向的火星观城头,四边相等,从米公祠所在柜子城残留墙体夯土以及在1999年被破坏挖掘的火星观墙体看,都是采取原始的堆筑加夯的办法筑成。由于这里是淤积地,濒临江岸,筑城用土多从远地运来,在破坏的遗迹上观察和拾到的三十多残片看,仅散见少量陶制器物和砖瓦残片,一般厚度为2厘米,线纹粗糙,其年代断定在春秋前后已堆筑雏型。东北角流传至今的遗迹有伍子胥的囤兵屯和点将台,这些可能是民间流传而历代修筑城墙时留下的纪念遗迹;元代新建的米公祠(当时名米家庵)建在柜子城的东南角,现仍保留着明代和清朝时的银杏和祠宇,这一片建城区就是樊城的最早城址,约在两千多年前。值得探讨的是这片古城面积恰与古邓城等同,都是半平方公里,是巧合咧!还是以后新建的樊城县治新城垣不得超过当年邓的国都,抑或是邓城县咧!再一个有趣的问题:襄阳西北的城角夫人城头,隔江正对樊城火星观西南城角,在襄河上摆列成倚角之势,恐怕其中明代朱皇帝的官员也是讲求术数风水,襄阳城址也未敢超越邓都的方位吧!历史上的任何事和建筑安排都有一定的文化涵义与迷信色彩,但这两个方位问题后人却从未去思考过。
这片古城由于市场和居民逐步向下游土岸衍伸,很久很久以前随之衰败,很难说明什么年代,已然成了菜园、坟场,只是留存了历史上的辉煌一页。
火星观矶头载堵了西来洪流,下游紧邻唐白河入口的地理优势,从事商贸的迁居越来越多,逐步发展成为新城区,由公馆门北门一线新区又略大于古城区,可能是秦统一后,封建统治中心底定咸阳,新建的两座城门——朝觐和朝圣门,以臣服新朝的象征,而取悦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从街巷布局看,樊城官码头(现名人民码头)至定中门一线西向又属新开拓的街区,现遗存的街名为前沟、后沟、大、小桥口当属新城壕沟,只是年久墙垣的消失,正如今天解放桥的消失,平沟建市、亦复如是。最可佐证的是晋朝官吏郭璞在皮坊街头城墙上筑台供奉水星爷即水星台,其目的是保护新城祛火灾,可以想象,如果这是片原始荒旷之地,岂能耗资兴工。
唐朝的三百年间,乃神州华夏鼎盛期,樊城的商贸手工业的繁荣,引来了南雍州的繁荣,人口大量流入,数百年来襄阳形成政治中心后,也促进其急剧发展。这时,流民的蜂至,建屋搭场越来越沿江岸延伸。说实在话,九州大地除四大江流外,第一大河的汉水是这座城镇发展的摇篮,简直与中原的汴梁、朱仙镇不相伯仲,享有相当大的声誉。
由于经济的繁荣,地理的优势,便突出其经济的重要地位。史料记载的争战厮杀即有百多次,哪一次争战不是把襄邓、邓襄联系在一起,取襄必先取邓。唐朝镇守襄阳节度使来平定安史之乱;南宋初年,宋王偏左临安,岳飞跨天堑挥师北进,收复了康、邓、襄、等六州郡后兵屯襄阳;宋绍兴31年(1161年),一场厮杀,直至南宋灭亡的两百年间视樊城为江北的桥头堡,争战之激烈无不用其极;南宋京湖制置使孟珙镇守樊城十数年,功勋卓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于鹿角门外地下发现——1.2公尺的石碑,刻有30公分大小的字“孟珙设伏战胜处”以为纪念。这些今人熟知的战事,足证襄河两岸城池——襄阳与樊城的唇齿关系。难怪至今城垣犹存的城门石匾,名曰:“定中门”、“屏襄门”乃安定中原,荆襄屏障之意,自古不知多少先人洒热血,抛头颅,足证其为兵家必争之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高筑墙”以御敌;新中国初期尚存的城垣规模仍为明清修建,从高空俯瞰,正是一条春蚕匍匐江岸;抗日战争期间,多处墙体开挖防空洞,裸露的基建开挖(米公祠、水星台、四官殿等处),堆土均无砖瓦,说明了筑城是在荒无人迹的旷野堆积,方可能如是纯净沙土墙体。樊城与襄阳所不同的是首府与小镇财力的差异,襄阳城砖如巨石,大而沉,砌起高大方正,势如铜墙铁壁;而樊城墙面却是各段护面各异,古城区有残留的砖基、下段三合土护面多已剥落,屏襄、定中门间是糯米、石灰、沙拌合粘贴在墙体表皮,东段仅是堆土而成,但几座城门两侧则是烧砖垒砌。现保存有砖面嵌印的字样,“同治十二年城工局”、“光绪二年造”的两方,体积均小于襄阳城砖。当年王朝官吏对于防洪与防御外侮的工程也不敢等闲视之,如现存的石刻碑中有关堤防码头都是民间派募积资完工并勒石记之,可说明其严重意义与官运沉浮的关系。
樊城在明朝已形成一大景观,使你浏览不尽,那就是遍布近百的庙宇会馆,有的巍峨壮观,有的精致小巧,如城隍庙是保护一方的天庭保护神;也有只管一小片的人口、建筑式样各异的数不胜数的土地庙;有财神庙、送子观音的大士阁、药王庙、马王庙;还有炼丹的老君堂,坐落在炮铺街,它是业户的保护神,真可谓各路神仙齐集保护小镇,至于20座会馆乃20个省市县所建,它们不仅把街市装点得美不胜收,也烘托出了市貌的繁闹气氛。
随着年代推移,樊城就这样一块块一片片阶段性地伸展着,在昔日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也只能如此,多少年多少年地积累而成,如果谁想“三日不见,刮目相看”简直是痴者妄想。可惜的是作为历史见证的城垣都不复存在了;倒值得今人珍惜的是仅仅保存在米公祠北门后的一高约6米夯土残墙,那就是两千多年留存至今的柜子城遗址,而今只能既珍惜又叹惜。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樊城还一直沿袭着原始的模式,樊城建区的街巷、屋舍以及为之服务的公用设施,无不是保存着千年来固有的面貌,一切如故,但有一点,在街市门面装饰外观上却吸收了大商埠新鲜的风格,诸如俗称冒葫芦房,武汉里份似的兴武街,最早的黄帮绸缎商“正昌美”的水刷石、落地橱窗,临晚几家燃起的洋油汽灯,都显得有新奇的“洋”味。
说起当年20条街和20多条小巷,有些巷道早已淹灭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柜子城近邻的雾巷已在上世纪时无名无实了,樊城西段随着东段的发展而逐步衰败消失。临街砖木结构的房屋多为两层,棚檐式铺板门,马头墙临空挑起翘角,勾画出几根刚劲的线条,使呆板端庄的房体增添了美的韵律:家家封火墙高耸,既是装饰,又起隔墙防火的作用;绅商富户多几进院落,有的多达7进,雕梁画栋,厅堂富丽,也显示了城镇的繁华和富有。
临江屋宇的后宅是另有一番风光,伫立在官码头河滩回望,沿岸吊脚楼几根长条杉木杆撑住,顶起一间间厨屋、晾台、便厕,虽是简陋,却为居民晾晒、观景、日光浴提供了最佳场地。说到居民的便厕,除部分私厕外,解决公用厕问题,有一支穷困的妇孺靠晨昏倒桶洗桶维持生计。正街(主要街道)两侧小巷内三几十米内建有公厕,以方便住户与行人。如前街的余家巷、曾家巷。市容观瞻也好了许多。在这里出现奇特现象,瓷器街东端大桥口、小桥口、小磁器街、前沟之间不到六、七十公尺,七弯八拐“”形成莫名其妙的弯道。据说这里原来古庙紧靠东城脚,虽毁败,风水、神灵不减,建山陕会馆时,商贾出资夷平,以免阻障财气东来,乡绅里人群起对簿公堂。这样,多少年就未敢动一砖一瓦,行人只有多走百把公尺,直到解放初,才拆毁,打通了瓷器街到中山后街的捷径。
城镇的建设自古以来把道路、防火与排水、防洪放在首位,四万人的樊城亦复如是。两条干线前后街,民国建立后加上了“中山”二字,路面中为大方块石,两边长方条石,两侧连街沿均铺鹅卵石,青黄相间,大小配置,雨后一尘不染,放眼望去清新悦目。
南来北往的货物运卸全靠为数一两百的搬运工挑扛(俗称脚夫),各码头近处便是他们的歇脚喝茶的聚居地,一有传呼,拿着“欢喜”(运卸货计数的竹筹码)便很负责地卸搬运码。抗日期间,敌人封锁,就靠他们从皖豫越过封锁线运来盐巴,跋涉山水之间,将三斗坪转运的川货、糖、黄表、纸张等在樊城集散,是他们在国家困难时期真正地肩负着物资交流的重担。
“回禄”一词可能人们久已不知其意,实际就是古人对火光灾的雅称。仅就十九世纪以前地方灭火留存的消防设置看,除建有十字街、官码头、马道口、火巷等遍设消防公所外,星罗棋布在麻鞋弯、老官庙、马街等许多路口都用青条石砌着蓄水池,名曰“消防池”,深2米多,广6、7平方,都属民间公益事业,责任人落实到绅商富户,领头管理,制度严格,其消防队员多为义务,一旦火警,铜锣破盆四出呼叫,霎时人头攒动,送水抢火,事后肇事者都会受到惩罚,美其名曰“打火头”,而供奉的火神、爷、水星爷却不负责任。
1939年初,日寇西侵,誓守樊城的蒋军,打着坚壁清野的御敌旗号,从官码头到基峨巷约千公尺的街市先抢后烧,然后哄然撤退,水火二神高坐庙观,不施法术,静观人民房屋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记载两则民间流传的有趣故事:水星台供奉水星爷,据清乾隆四年碑文:“晋郭璞建,以镇樊城火灾。”这位1600多年前的晋朝官吏,曾任尚书郎,擅五行、天文、术数,在此兴创此举。传说樊城在水星爷眼皮底下可受到保护,如建房高度超过水星台,将遭火焚。再,屏襄门外郊野小街是豫鄂两省过往小贩经营的歇息地,干店客栈骡马行,全为茅棚搭盖,因之经常发火抢救不及,不过年余,反而更兴旺,就因为面背水星台照应不到,但水星爷自惭,又保佑其发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城镇的排水泄水,事关居民生活重要工程。汉水利弊相间,使樊城受水患威胁严重,据《襄阳县志》记载历史上大小洪灾即达百余次,水位达到海拔70公尺时,城区就成泽国,水位淹及二楼。1935年的洪峰使房倒屋塌,人畜溺毙,渗不忍睹。武昌会馆后坑屋顶上漂来的棺木在房架上却无人过问,沿城郊堆土筑台建房的何家台、肖家台、焦家台也未幸免,当年也有一些治水举措,但其原始办法仍带来不少的祸患。
历经洪灾的先人也积累了治水经验,在建城中使整个城区基本形成水网化,街巷的两侧有明沟暗道,路面以石铺成,中间的方石间留有缝隙,下有高宽深二尺多的下水道流向各个码头的出口,注入襄河,保证一般雨水的流泄,如遇倾盆暴雨,宣泄不及,便会成为短暂的溪流,所以沿街屋基均高于地面,无进水之虞。过去樊城无论公厕、私厕由农民进城担挑除粪,用以菜园施肥,所以排水对襄河污染不大,可谓功德无量。街区北向邻近城垣处就势挖掘一些堰坑蓄水,缓冲急流,大者面积几十亩,小的上十亩,大的如皮坊街坑、当铺坑、后坑等,水达到一定高度即由城门下水道排向城壕,再在迎旭门外注入襄河,这些坑塘直至解放初仍在沿用,后,城市发展,新筑大下水道填平,建成了高楼新居,这才改变了原来杂草丛生、污水苍蝇滋生的恶浊面貌,现在梯子口矶头的石脚、石条饱经风雨、洪流冲刷,使其凌角变为光滑的皱纹,露出的一小方三合土护脚仍坚固地挡着风雨剥蚀。
坐落在米公祠邻近的郑公祠,东邻樊侯祠,是为祭祀清代道光年间襄阳知府郑敦允而建。他眼见“汉水啮樊城,坏民居”,于道光八年,倾力于樊城;火星观至晏公庙间筑石条护岸,两年完成。调署武昌后仍念及樊城的水患,又请调回襄樊续修,襄阳人走迎三百里莅任,未几死于任上,樊城百姓感恩戴德筑祠祭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没齿难忘的。事隔120年,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才继续筑墙至梯子口矶头,保证了海拔71公尺水位不再扰民。
对于治水的概念有两种:一是不让它成为祸患;二是为居民饮用水提供了方便。从为民造福的工程分布看,大大小小的码头间距不远,这不仅是起到装卸货物的作用,同时为临江一线的居民盥洗、担饮用水时较多便捷。而在离江远的街巷,水井遍布,现仍保存的大井台、古井巷的井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人们只有以“古”字表示对它的怀念了。
樊城作为商贸城镇,濒水做起了大文章,码头不仅是运输、生活的功能设施,在装点市貌上也起到画龙点睛的美化作用。先人们在江岸码头的建筑设计上颇具匠心,除十九世纪已然消失的大码头、龙口码头外,公馆门、林家巷、杨家巷、邵家巷、晏公庙、余家巷,抚州馆对面的无名小巷——莫家巷、官码头、占吉庙、五显庙、回龙寺、汉阳书院、基峨巷、马道口和梯子口码头等,其风格各异,牌楼、石坊、亭阁、骑楼的形制巍然耸立在江边;余家巷码头似庙堂巍峨山门,晏公庙码头亭阁装点,而官码头宛若月宫胜境,真所谓“琼阁临江波摇影,石龙倚岸镇水晶”。大士阁下石护栏横卧七八公尺长的石龙,张口咧齿、双目如明珠注视着西来的洪流。我童年时经常骑于龙身嬉戏。民间传说,江水如涨至龙身,樊城就要进水,不过,超过龙口它就会传讯龙王爷镇住水下的孽龙不会为害。善良的人们总是在靠天的幻想下自慰自信。多少年前襄阳江岸官厅和樊城大码头为过往达官贵人的专用。在余家巷、官码头相距300米之间开辟了一条无名小巷,宽可两人担水对行,是为便民而设。如果乘舟游览这些巍然耸立在江畔的码头建筑,不仅见到的是防洪的丰碑,更是瑰丽的江山画图,美不胜收。
经过漫长岁月而形成的商贸市场,它有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襄河两岸广袤土地的山林,不仅有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粮棉粟黍,而且菜蔬瓜果、药材山货等资源异常丰富,人们逐步地摸索、学会了剩余物资的流通,纷纷前来古镇进行交流,继而中间人的集散外运,因为有沿江一带水旱码头的便捷。襄樊特产甚丰,植桑养蚕织绸更是百姓的手工特产,殊享盛名,供之宫廷黎民,可比今日苏州,可惜日后衰落匿迹,最终失传。清朝道光年间襄阳知府周凯视民间蚕桑废,曾著“劝襄民种桑”二说并十二咏以弘扬养蚕机杼,承继发展地方特产。这一地域的物阜民丰,更促进了秦汉早期樊城商贸中心的发展,城区便由西向东延伸。晋朝郭璞在定中门临近的城墙上筑起水星台,当时樊城的景象可想见,这些都说明古城的两度开拓。在两百多年盛唐更加速了城建的步伐。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它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有着这样一段行经襄樊时的描述:“襄阳府是一极重要之大城,所辖富裕大城十有三所,并为一种繁荣工商业之中区。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焚死者尸,臣属大汗。产丝多,而以织造美丽织物,亦有野味甚众。节而言之,凡一大城应有之物,此城饶有之。”(摘自145章)这已是公元1290年前的事了。
文字 樊城 - 现仅就十九世纪遗存的街道名称看,多少年以前,由于人们生活生产的需要,手工业逐步兴旺发达,从传承的街巷名称,即可窥见当时工商业发展状况,如机房街、米花道子、蔑匠道子、白店道子、铁匠街、打铜街(民国后改称大同街,乃孙中山倡导的世界大同之意)、陈老巷的梳篦业、鞋帽刺绣业等等,已形成相当大的市场,进而为“街”,这是在当年交通欠发达,小农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趋势。伴随着工商业区的发展,马街、瓷器街、当铺街商业性的店铺也应运而生;樊城有名的教门街(现名友谊街)是回族兄弟聚居地,除一千多年前建侨置雍州时,从陕、甘迁入部分外,据老人回忆说:明朝时,经商由福建来此定居了部分人口,带来了畜牧、屠宰以及皮革制品皮箱、皮鞋很驰名,行销武汉下江。这些小型店铺、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区中段,一千多年前已然成为大镇,不然马可·波罗岂会此言。大宗的粮棉农产品以及木材市场也出现在新开拓城区最东端,大型木材的停靠堆放以及粮棉贩运不能不在下游空旷之地新建城区。新区城垣的修筑说明一个问题,它的走向已不再循古制,如唐朝以前那样方形规模,而随聚居建成区的现状变得相适应而狭长了。硕大的梧桐逗至彩凤筑巢。樊城商业的繁茂引来了华夏九州各路的商贾云集,明末清初兴起的会馆,负有盛名的徽商晋帮不仅落了脚,而且形成势力,组建了同乡会,建起了巍巍壮观的聚会场所,如山陕、徽州会馆,各地客商竞相在这里宏图大展。湖北境内的黄州、武昌、汉阳以至衡阳、赣、豫、湘、川、苏、闽、浙和行业性的会馆竟达20座。江浙的绸缎布疋、京广的百货以及数十家金银首饰、十大国药店,大小店铺鳞次栉比。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商贸行业间传说着的“八大家”拥有巨资,如李太顺、李新顺、何同昌、邹源盛等经营着票号、粮油山货、酱货土产等,在襄河一带颇有盛名,为小镇与大商埠起到物资交流作用。
入夜,富人家出门可能打上灯笼,黑路道只靠富户、会馆和善人家门檐挂盏纸蔑油灯,微弱的光亮不过仅起着导引方位。
优越环境、丰饶物产,给这座古镇逐步带来了繁荣,人丁的兴旺和流动,其面孔、语言聚汇在一起,八方杂处,他们在安详平和中生活,为自身的生存以及财源茂盛而辛勤劳作。不难理解这里是饮食的南北分界线,南向北向各走100华里,则面食稻米各成其为主食,而樊城却是米面混食,调剂着口味,说明了各方定居这里后,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饮食习惯。
樊城庙观会馆和个别绅商府邸门前摆列着20多对大小各异的石雕狮子,而雕凿上也聚合了南北的雕刻艺术,不仅具有北方石狮的线条粗犷,苍劲威武,也吸收了南方狮的造型,雄而秀,刀技娴熟细腻线条美的特点。镇邪与装饰结合,充分显示了主人显赫地位与富有。仔细观察会发现,樊城简直是青石垒砌的古镇,石路、屋宇、基脚、石狮、高台、城基、码头,无不是坚实的青石在为建设小镇起着基础作用,能说不是石头城?
昔日的樊城已成为汉江中上游、鄂豫川陕广袤的大地上名副其实的兴旺大镇。直到清朝光绪32年(1906年)修通了京汉铁路,汉江这条交通水陆干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通衢要冲的意义。
樊城——两三千年来的历史财富是如此丰厚,而水患与争战又是那样无情地冲刷和践踏,今人只能从幻影中去捉摸先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可惜事物总是那样多变,无论什么社会总有满足和愤懑者,利弊的辩证关系会使盛世的百姓们品味到前进的艰难曲折。那座座会馆的大庑顶,碧水映着沙滩的儿戏,特别是熟悉和善的面孔,乡音生动别有风韵的方言,能让人留念着古镇的优美、宁静、和谐。让人深深体味到这一切景物所折射出的历史价值和东方悠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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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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