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当前学术界阅读和使用的《左传》,最通行的本子是1981年出版、1990年修订的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书功力深厚,博采前说而又能善作裁断,裨益后学实非浅显。不过杨著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难以满足需要。也有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前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其中“清《十三经注疏》”中的《左传》就是洪书。因为洪书是《左传》清代注释中完整又较佳的本子。
其实,现在学界更期待的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及吴静安的续作。
刘文淇,江苏仪征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卒于咸丰四年(1854)。刘文淇家境贫寒,一生时间大都消磨在课徒游幕之中。他研精古籍,尤致力于左氏学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传旧疏考正》、《楚汉诸侯疆域记》等,代表作则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刘文淇之子刘毓崧,道光庚子优贡生,自幼随父客游四方,协助其父校勘书籍,继续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
刘毓崧长子刘寿曾,同治甲子、光绪丙子两中副榜,继承祖、父遗愿,发奋继志,以述事为己任,撰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至襄公五年而卒。
刘毓崧次子刘贵曾的儿子刘师培,光绪壬寅举人,习三世传经之业,一生著述丰瞻,但未能将《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完成书。
从学术上看,刘氏一门四世都精于经史研究,对《左传》杜注、孔疏的研究、纠补,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
吴静安,1915年生于江苏仪征。其伯父吴遐白、父亲吴粹一均从学于刘氏门下,刘文淇的曾孙刘师苍(寿曾的儿子)和刘师培,都是他们的老师,而吴静安早年随伯父吴遐白学习,承受了他们的衣钵,幼年即攻读《左传》。自1936年以来,先后写成《广春秋世族谱》、《春秋地名今释》、《三传徵礼》、《春秋地名解诂补》、《世本集解》、《纪年集解》,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的写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自1957年“错划”以后的几十年间,吴静安虽然也遭遇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然是“独抱遗经,无间寒暑”,潜心研究左氏学,“其艰苦有人所不能堪者”。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完成了刘氏一门四世百年未竟的事业。
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仅写到襄公五年,没有完成的内容差不多还有一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是书于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根据稿本整理标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没有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较多的注意。
吴静安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继承了刘氏文风,沿着刘氏的注疏体例,承袭了刘氏的书法、义例。今人徐复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仪征刘文淇集众家之大成,益以粲备。”“(吴静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学,思衍扬州之绪,而有赓续之作。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二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可谓博瞻详审,有功后学者矣。”着重表彰了仪征刘氏《疏证》和吴氏《疏证续》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于唐宋旧疏,意见颇多,遂思作新疏。当时训诂考据之学大兴,音韵小学,超过前人。刘文淇的疏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清人治学,以求实为本。刘文淇有感于宋元以来学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的空谈之风,认为要光大文化遗产,必须从实际工作入手,以改变学风。就《左传》来说,“注”本杜(预)注,“疏”本孔(颖达)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袭取旧说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是将孔疏中应用前人“旧疏”者,一一考出,从中考稽出“旧疏”的真实面貌。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则是为“惩杜氏之失”。杜注对待前人“旧注”,有“排击”、“剿袭”、“沿用”三大过失。刘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第二步工作是“博采众长”。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从违”,最后达到“俾左氏之大义柄然著明”的目的。
从中可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时,也由于他迫于生计,常年从事校刻、编撰以养家糊口,致使《疏证》花了40年,还只是“长编已具”,并未最后写定。后来,其子毓崧、其孙寿曾虽然发奋继志,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卒业,期间将近百年。直到今日,其续作由刘氏“隔代传人”吴静安完成,“左氏学”终于得以完璧!
从今天完整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及《疏证续》的成书经过及义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杜预在作注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汉注进行了取舍,期间又经过历代政治、文化变动,至今许多的汉注已不为学术界所了解。《疏证》及《疏证续》收集、辑佚了杜预以前的汉代旧注,主要是郑玄、贾逵、服虔、许惠卿等的注释,疏、注兼治,例精义博,以汉诂为宗,“一扫空言说经之弊”。在疏证过程中,不仅解释了历史史实,更将重点放在“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贯彻“诂定而义以显”的朴学宗旨,为今人提供了以前湮没了的资料。从《疏证》到《疏证续》,刘氏一门和吴静安先生肆力为之二百年,他们善于吸取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不以己蔽人,对于后人之治古史者,颇多帮助。李学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疏证》)和清代许多著作一样,不能摆脱门户之见的束缚。当时学者风气崇尚汉学,刘文淇接续了沈钦韩《左传补注》,力求返回贾、服,贬斥杜注,这是不够公平的。其实,杜解于汉注之上多有发展,历史的功绩不容抹杀。”“吴静安先生的续作,时代背景全然不同,便没有了这种有失客观的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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