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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慎言(1578—1646),字金铭,号藐山,人称藐山先生。山西阳城人。作为思想家和诗人,在当时颇为先进,具有较大的进步作用。其为官,刚正廉之,也颇值称颂。

官宦生涯

天启初(1621年),张慎言受任往督畿辅屯田。天津、静海(现归天津郊区)、兴济之间,有沃野万顷,但却无人开垦。只有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在田的沟渠水边、房前屋后,均有种植。张慎言提出“可仿而行”,并在此实施了上官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以后,广宁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甚多,张慎言也把他们招集到津门(天津),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去开垦这里的荒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林党的领导之一赵南星,原是张慎言推荐。由于他在推荐赵南星时,上疏弹劾了冯铨,所以冯铨对他怀恨在心。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当张慎方请假回家时,冯铨便买通曹钦程,指使曹钦程假造情况,诬告张慎言盗曹县库争三千两,致使张慎言因此而被贬谪肃州(今甘肃酒泉一带)。直到崇祯元年,起用故官,打击魏忠贤阉党的进修,张慎言才被昭雪,并提升为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以后,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明都京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五月,福王又立于南京,并任张慎言理部事。但不久,张慎言因后疽发背而卒,终年六十七岁。
张慎言

张慎言

张慎言的三案

一案

第一案指的是,神宗在位时,愿想废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而改立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顾宪成等认为这将产生宦官外戚之祸,极力反对。神宗只好取消原来打算。但顾宪成却受到拥立郑贵妃的宦官魏忠贤一伙的排挤,被赶回故乡。顾宪成在故乡无锡,修整了南宋学者杨时的东林书院,约学生友月前来讲学,评议时政,后被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人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谋害太子朱常洛。经查,此人名张差,与郑贵妃有关,但很快被宦宫阉党以疯子为名,把张差处死了。此为“挺击案”。

二案

第二案指的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神宗死,光宗(即太子朱常洛)继位才几十天,因身体不佳,大学士、宦官阉党成员方从哲便指使鸿胪寺宫李可灼向光宗进红丸(即以汞炼成的丹)。光宗初服一丸稍好,再服一丸即死。此即为“红丸案”。

三案

第三案是指,光宗死后,光宗妃李选侍郑贵妃勾结,仍据正宫,东林党左光斗等人极力反对,逼使李选侍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此即“移宫案”。
东林党与宦官阉党的“三案一争”,实质上是东林党反对宦官阉党的专权。对于此事,张慎言认为,不必再去追究张差的党羽,为的是“全父子之情”,然而必须搞清楚为此而玩弄权术的人,以“明君臣之义”。

思想与成就

张慎言为学颇有见地,思想和成就更为引人注目。他酷爱读书,勤于著述,其文其诗,皆为时人所重。他死后由别人辑刻而成的《洎水斋文钞》、《洎水斋诗钞》,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诗文。从之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思想。首先他肯定的提出本末兼治、“恤商”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一国经济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反对随便开采矿山资源,任为国用不足,应该发展生产。在当时民生凋敝,矛盾迭生的情况下,必须制止耕地大量荒芜的现状。同时,放宽对商人的限制,给商人一定的活动空间,使其乐于从事商业活动。他的这种“恤商”在当时赞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统治阶级中是难能可贵的。明代,理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张慎言虽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并酷爱五经,但思想方面却坚持反道学的民主思想。
张慎言在关于天理人欲之辨中,他旗帜鲜明的反对道学家们历来标榜和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认为人之所欲即天理。用封建礼教规定人们的行为是扼杀人欲人情,大胆对传统道德提出批评。这与跟他基本上同时代的李贽的思想相似。而李贽当时颇遭统治者迫害和道学家们的攻击,而张慎言对李贽其极为钦佩。这在道学长久统治思想界的时代,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和胆识,对封建传统道学提出挑战,具有极重要的进步意义。而作为一位诗人,他创作的许多诗篇书法他的真情实感,同样散发着熠熠光彩。张慎言政事繁忙却不废诗。当时,学子们大部分以八股为务,很少有人将时间浪费到诗文上。而张慎言却不认同,并以诗文闻名。他反对抄袭模仿,主张自然真情。这对当时文坛上复古倾向严重,一味摹拟剽窃,只重形式技巧有很大意义。他矫砭时弊的做法与湖北公安袁宏道诸人(即公安派)主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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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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