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主要内容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作者争议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
商君书 商君书
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有人也提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
商鞅 商鞅
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击郑,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四库提要记载

《商子》·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记》。鞅封于商,号商君,故《汉志》称《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于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殆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欤。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录无书,则并非宋本之旧矣。《史记》称读鞅开塞书,在今本为第七篇,文义甚明。司马贞作《索隐》,乃妄为之解,为晁公武所讥。知其书唐代不甚行,故贞不及睹。又《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以为鞅书多附会后事,疑取他词,非本所论著。然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于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托之人矣。

书籍篇章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 班固注曰: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旧题商鞅撰。据后人考证,多为商鞅之后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
《商君书》有严万里校本,近人朱师辙撰有《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撰有《商君书集解》。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第一篇 更法
第十篇 战法
第十九篇 境内
第二篇 垦令
第十一篇 立本
第二十篇 弱民
第三篇 农战
第十二篇 兵守
第二十一篇 御盗[缺失]
第四篇 去强
第十三篇 靳令
第二十二篇 外内
第五篇 说民
第十四篇 修权
第二十三篇 君臣
第六篇 算地
第十五篇 徕民
第二十四篇 禁使
第七篇 开塞
第十六篇 刑约[缺失]
第二十五篇 慎法
第八篇 壹言
第十七篇 赏刑
第二十六篇 定分
第九篇 错法
第十八篇 画策

  

理论宣言

商君书 商君书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末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而今,《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治观

中国语文中,“自治”二字作为一个固定词组连用,盖始自《商君书》,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词,凡三见。曰:“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曰:“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又曰:“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从字面的意思看,《商君书》中的“自治”,是指民众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学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视“法”的功能,他们强调整个社会应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这个前提下,民众做好自己分内的职事则可,此即为“自治”。但是,在《商君书》特定的语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实际上是法制框架下的无条件顺从;第二,从中可能体察出民众自由和权利的缺失。笔者不揣浅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于方家。

军事思想

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
商鞅画像 商鞅画像
家、家。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民富强的国家,为秦尔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之,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2)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3)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4)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名句

1.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2.法者,所以爱民也。
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4.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
5.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6.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7.法者,国之权衡也。

相关古诗

述古三首
作者:杜甫 唐朝
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
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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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
  耿贾亦宗臣,羽翼共裴回。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

图书

书籍信息

书 名: 商君书
商君书 商君书
注 译:石磊
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
ISBN: 9787101070071
开本: 16开
定价: 11.00 元

内容简介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此书现存26篇,其中2篇有目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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