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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卢于道,1906年-1985年,中国解剖学家,中国解剖学的先驱之一,尤开拓了中国近现代神经解剖学领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

生平

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生物系和心理学系。
1926年,卢于道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秋,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1930年获解剖学科哲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的英文稿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经老师赫立克教授推荐,获洛克菲勒基金2万美元。
回国后,卢于道先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主讲《解剖学》,并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他又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人,更接近猿猴”的谬论。卢于道闻悉后非常气愤,他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以及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针锋相对地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的论文(英文稿),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把中国人脑的智力不亚于白种人的科学根据公之于世。
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回国伊始的卢于道满怀报国热情,幻想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于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实却残酷地粉碎了他的幻想,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日益蚕食、鲸吞,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又连绵不断,弄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卢于道不禁为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
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于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解剖学,后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得金钥匙奖,并入选美国人类学会终身会员。
1930年,学成归国,于上海医学院任副教授。
1931年开始,担任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卢于道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时已内迁至重庆北碚沙坪坝)生物系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1941年,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任鸿隽到了重庆,受他的委托,卢于道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负责在抗战大后方开展科学社的活动,并参加了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联系的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始尝试从事社会活动。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在美国成立,1928年定址于上海,是一个理工科综合性并有自身创办事业的民间学术团体。卢于道担任该社的代理总干事后,经常在该社出版的《科学》月刊和《科学画报》上撰文介绍西方科学动态及中国古代科技史,并积极奔波,为恢复因抗日战争而中断的中国科学刊物和年会活动日夜操劳。
1941年,担任湘雅医学院(当时在贵阳)教授。
1941年-1942年,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和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
1942年开始,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2年—1946年,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1949年—1951年,再度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1943年,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4年,入民主科学座谈会(该社后来改名作民主科学社)。
1944年秋的一天,卢于道受邀在我党驻重庆曾家岩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和他像拉家常似的促膝谈心。周恩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芝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周恩来知道卢于道在生物系任教,就着重与他谈了延安的农作物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周恩来绘声绘色地给他讲着边区军民如何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自己开垦荒地、种麦、纺纱,扭转了困难局面,使边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还不时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势比划着,给卢于道形容麦子长得有多高、多好,解放区的日子有多红火,延安的革命者是多么的乐观、坚定……他还对卢于道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激动地向周恩来叙述当年他的妹妹们去延安时的情景:“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②。”这次谈话在卢于道的心里掀起阵阵波澜,从周恩来的话语中,卢于道恍然感到周恩来可能从内心里希望他能去延安,于是他立刻和家里人商量,该走什么路线才能去延安。虽然后来由于交通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去延安的事搁了下来,但这次谈话却促成了卢于道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困难、挫折,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始终支撑着卢于道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乃至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
1944年底,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妥协气氛浓厚,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劳君展、税西恒、黄国璋、涂长望、褚辅成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等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座谈会大体上每月举行一次,约有20多人出席。后逐步演进为学术界的政治团体,改名为“民主科学社”。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又更名为“九三学社”,是为九三学社的由来。
1946年“五四”纪念日的下午,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由褚辅成致开幕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情况。卢于道和王卓然、张雪岩、黄国璋等在会上发了言,一致提出:“武力不能求得统一,东北及中原的内战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之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的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元帅继续以公正态度,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③。”会议通过了九三学社社章、宗旨、对时局主张以及致美国国会电文,阐明了当时九三学社对于建国的理想、途径,以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主张,明确表示:“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之实施,实为救国要着。本学社同仁,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努力,促其实现④。”卢于道在大会上当选为监事、常务监事。
1946年,参与并发起九三学社,当选九三学社监事。
1946年夏,卢于道随复旦大学搬迁回上海江湾继续任教。
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均设有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领导国统区的斗争。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来到上海,有的将总部迁来上海,有的在上海建立地方组织。1946年6月中旬,在许德珩的亲临指导下成立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分社在上海密切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上海方面的工作由褚辅成领导,负责具体社务的主要是笪移今、顾执中、洪铭声等,卢于道为监事。
1946年9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卢于道与九三同仁褚辅成、孟宪章、笪移今、王造时、陈子展、伍均等随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李维汉、茅盾及吴国桢等228人发起组成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20天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恐怖气氛中积劳病逝,卢于道又与褚辅成、顾执中、施复亮、王造时、许士骐等,随李济深、孙科、邵力子、周恩来、马叙伦、陈望道等250人发起组成陶行知先生的追悼大会筹备处。通过发起这种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与其他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一起掀起了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搞分裂独裁的国民大会及非法制定的伪宪法和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运动。是年11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强行召开了分裂、内战的“制宪国大”,一手炮制了伪宪法。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不仅予以抵制,还于12月29日会同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体在上海举行座谈会,讨论将要正式公布的“宪法”,一致决议,该宪法违反政协决议精神,应不予承认;同时对12月发生的北平美军强奸我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一致表示愤慨,并草拟宣言抗议暴行。卢于道与上海文教界的马寅初、周谷城、陈子展、吴泽、方令孺等31位教授联名发表意见,声援各地学生游行抗议美军严重暴行。1947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公布宪法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又会同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分会、国际人权保障会、民主建国会等11个团体于当日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宪法的产生基础及其基本精神,彻头彻尾是反民主的,反政协的,其根本目的又在利用这一所谓‘民主宪法’作为政治的武器,借以伪装民主,对付异党,扩大战争,重苦人民。……我们现在反对这一宪法,实为争取和平民主必要的行动。我们坚决地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和原则,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制定新选举法,实行全国普选,选出真正的国民代表,召开和平团结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作全国人民及政府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中国问题⑤。”
由于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坚决不承认其通过的所谓“宪法”,194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国民党开始加紧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捏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观察家的“谈话”,扬言“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系循中共意志而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强令解散。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或海外。面对不利的政治环境,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决定今后的中心任务应以反美扶日运动为主,这也是当时条件许可的从侧面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惟一可做的公开活动,它缘起于抗战胜利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在远东称霸的基地,竟然单方面撕毁波茨坦公告,独断专行,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为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经常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之社会。“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过多次联合宣言,给美国反动的对日政策以严厉的抨击。这一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为国统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美扶日运动。卢于道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随着美国扶日政策的变本加厉和蒋介石政府的甘心附和,这一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从文教界扩大到青年界和工商界,沪、平、昆明、广州各地学生不顾反动军警、特务的迫害,积极从事宣传和示威游行。在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社团《观察家》社举办“五卅”晚会,邀请卢于道、张志让、周谷城等教授出席演讲。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大型的日本问题座谈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发言,被邀请者除各校教授专家卢于道、周谷城、孟宪章、张孟闻、沈子槎等外,还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及校长程孝刚。在发言中,除吴一人为美国辩护外,其余均呈一面倒之势。卢于道明确表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并当场驳倒了市长吴国桢的谬论,大大鼓舞了群众反美扶日的斗志。
正当反美扶日运动汹涌澎湃之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1948年6月4日,在南京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发表书面声明,否认美国扶植日本恢复经济和军国主义势力,妄指反美扶日是“阴谋”,是“被利用”,“可能招致不幸之结果”。九三学社在沪社员深感愤慨,推王造时执笔,致函司徒雷登,列举事实,予以严词驳斥,力陈“中国反美扶日,绝非任何党派或个人所能策划操纵,而且英、苏、澳、菲等国对美扶日都有严厉批评。贵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先生,亦曾表示激烈的反对。难道他们也是被人利用?”一共有19名民主人士在这封信上签名,卢于道也是其中之一。
除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外,卢于道还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大教联”的活动。卢于道回沪后,巧遇其久别的妹妹卢琼英,经她介绍认识了李正文(李正文是地下党员,解放初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参加了“大教联”(全称为“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一同参加的还有复旦同道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人,卢于道还当选为大教联领导机构——干事会的干事。“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每两周聚餐一次作为全体会议,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当时上海各高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发展很不平衡。进步势力较大的有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和同济大学,交大更占优势。上海法学院的进步势力也不小。1947年5月,大教联为声援上海各大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组织和领导了复旦大学全体教师的罢教斗争,这是上海教育界及全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其他大学因大教联成员人数少,未能发动起来响应复旦的罢教,但每个成员都在各自的学校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扩大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影响。随着运动的深入,大批进步学生遭到逮捕。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卢于道和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等多次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与市长吴国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说明无理逮捕学生是文明国家所不齿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下,吴国桢不得不接受了卢等提出的要求。
由重庆回沪后,卢于道继续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积极参加科技界的进步活动。当时上海科技界的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活动发展为反对法西斯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性斗争。1948年4月,因许德珩、袁翰青、樊弘3位教授声援北平各高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公开威胁说,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则“万一50万人(指当时北平的国民党员、政、军、宪特人员)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结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国家的惨剧”,引起各界哗然,北大、清华、师院、燕京4校90名教授群情激昂,发表联名抗议书于《观察》周刊,抗议吴铸人预谋杀人。5月29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了保障科学工作者的权益,在《观察》第4卷第14期发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议书》,声援北平4大学90教授抗议书,驳斥并质询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歪曲事实,妄图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的反动讲演,抗议当局蔑视人权的暴行。由于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许多活动是同宋名适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社联合进行的。卢于道以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的身份参加斗争,起到别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还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胡宣明到中国科学社当职员,胡经常利用中国科学社作掩护,组织白区进步青年去浙东四明山打游击,使科学社成为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⑥。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拥护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扩大,新政协运动由讨论进入实际行动。从9月起,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物,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于道也受到了邀请。大约在当年的10月间,李正文突然来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卢于道毫不犹豫地答复说:“非常想去。”两个月后,李正文送来了去香港的船票。临行前,因原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卢于道还参加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召开的会议,选举九三上海分社第二届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当选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今后九三学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讨论如何揭穿反动派的谎言,消除某些工商业者对共产党的疑虑,加强与中共地下组织、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赴解放区,在石家庄得到毛泽东接见。
1948年底,卢于道等一行民主人士经香港辗转到达解放区。在石家庄,一下车就遇到他的妹妹卢琼英和老友陈翰伯,而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周恩来在他们一下车后就来看望他们,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几天以后,毛泽东也亲切接见了卢于道一行,和他们进行了交谈。席间,毛泽东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数日,北平和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等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三四月间,卢于道随郭沫若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由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所主持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大会原定在巴黎召开,后因法国政府拒绝中苏两国代表团入境,改在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国的巴黎分别举行,中苏代表团只能参加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会议。
1949年3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捷克布拉格)。
  
1949年9月21日,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日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949年10月1日,卢于道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1949年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1日,登天安门城楼,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1952年,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
  
在举国欢庆开国大典后不久,卢于道由北京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生物系任教,并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生物系主任、人体及动物生理教研组主任等职务。这时卢于道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有所改变,他开始学习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和辩证的方法来指导脑神经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特别是对巴甫洛夫的学说作了较深的探索,认为“巴甫洛夫神经营养学说根本摧毁了百年来维尔啸细胞病理学的统治,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科学地统一了意识活动与低级神经活动。从这样的认识,我们开始体会到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理学,虽然堆积一些物理化学研究的结果,但是支离破碎、局部隔离,只看到机体的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只看到孤立的机体而看不到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机体。或者我们简单说起来,巴甫洛夫以前的生理学,是分析的、机械唯物的生理学;巴甫洛夫的生理学,是综合的、辩证唯物的生理学。在这里我们可以体现‘机体完整性’和‘机体与环境统一性’的观点,将这个观点贯彻到生理学的全部,这真是生理学的革命⑦”。卢于道是从事脑神经生理研究的,巴甫洛夫的学说对他的研究工作很有指导意义,他还打算努力发展巴甫洛夫学说,发展大脑皮层与皮层下中枢动力关系的研究,在国际上创立神经动力学派,就像他的美国老师赫立克教授创立比较神经学派那样。此外,卢于道还对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
中国科学社于1950年结束,卢于道调任上海科普协会主席。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卢又调任上海科协副主席。在党的领导下,科普、科协在开展科学普及和团结科学工作者向科学进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新政协成立后,九三学社作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之一,在新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1950年12月,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制定了社的中心任务(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巩固与发展”的方针。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各自组织的发展对象进行了分工,九三学社以科技界为主。该次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卢于道当选为理事。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1951年2月18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理事,并建立秘书、组织、宣传、学习等工作部门。
建国初期,九三学社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鼓励社员在工作岗位上起骨干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卢于道担任上海分社主任委员以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下,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了各方关系,在分社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使分社工作和组织有很大发展。1952年,卢于道还代表九三学社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期三个月。
1953年,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部主任。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九三学社中央的号召,确定从1953年开始,分社工作的重点为学习总路线,推动成员进行思想改造,作好岗位工作。同年,上海市开展普选工作,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积极参加了这一普选活动。通过提名协商,卢于道等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及时组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卢于道作了书面发言,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我国历史征程上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果实,充分体现了真正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我们科技工作者对《草案》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的规定,特别感到兴奋⑧。”
1954年9月,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卢于道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九三学社于是年2月9日召开第一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九三学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调动成员积极性,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而努力奋斗。卢于道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在党的“八大”得到了肯定。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大力宣传、贯彻这一方针。广大社员通过学习,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鼓舞和激发了大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这一时期,上海分社的组织亦有很大的发展,吸收了一批科技界的业务骨干入社,社员的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且发动各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5月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茂名南路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庆祝九三学社成立十一周年大会,会上卢于道号召社员一定要正视矛盾,揭露矛盾,消除顾虑,大胆“鸣”“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中共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样就是正确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遗憾的是运动掀起不久,便由党内整风发展为反右派运动,继而又发展为大跃进运动。在“左”的方针指导下,上海分社的工作也有失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显然扩大化了。但卢于道在反右整风运动中尽量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时,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正值举办“社员科研工作成果展览会”,历时半月,没有正式召开“鸣放座谈会”,反右斗争定案时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会中只有一位常委被错划为“右派”。
1953年,参加中国第4次赴朝鲜慰问团(贺龙为慰问团团长)。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年代,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上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掀起了“自我改造的社会主义竞赛”,开展“向党交心”(指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挖思想,比干劲,自我改造”的口号。一些高等院校开展了“拔白旗”、破权威运动,一批老知识分子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处理,卢于道本人也受到波及。有这么一件事,人们至今还不会忘记。卢于道为了动物神经解剖工作的需要,买了几条狗,在校内砌了狗房,不断地进行试验。有人打着“拔白旗、插红旗”的旗号,说卢于道给狗砌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强行将狗迁至远离实验室的国权路一间矮房中,使卢于道无法用狗做实验。对这一“狗宫”事件,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虽然事后作了处理,但已影响到卢于道在解剖方面的工作进展,损害了国家在脑神经方面的科学研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重点学习了总路线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卢于道亲自主持分社委员会的学习。在学习人民公社文件时,委员们对办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八大顾虑”,实质是不希望办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上海市委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并转报党中央作决策参考。
参加中国访问苏联的代表团。
1962年春,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陈毅同志在会上风趣地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在广州会议的鼓舞下,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主委卢于道的主持下,组织高教、医务、科技界80多位专家学者,讨论中央制订的高教、科研、医务等工作条例。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写出《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提高医疗工作的质量》两个书面建议,在市政协大会上作了介绍。《解放日报》曾摘要刊登,受到高教、医务界的好评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中,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全部停顿,机关干部被扫地出门,卢于道也受到冲击,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岁月里,他对党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要他交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大印,他坚决表示:“大印不能交,这是共产党给我的。”不仅如此,他还鼓励九三学社市委机关干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文革”期间,卢于道因九三学社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他的女儿曾好心地劝他不要再搞九三工作了,卢于道却对她说,九三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组织,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很重要,他不相信那些搞批判的人是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被迫害期间,仍然与华山医院脑外科协作,研究用电针刺激脑的尾核,以抑制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使这一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
至1982年4月,分社对需要落实政策的841位社员的情况作了调查,其中“文革”中有冤假错案的196人,已全部复查平反,被错划为右派的119人全部得到改正。
在宣传、学习、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参政议政和上海分社自身建设等方面,分社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工作和成绩与卢于道主持分社工作是分不开的。
恢复工作以来,卢于道除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九届、第十届主任委员外,还先后担任过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五届、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许多老科学家一样,焕发了革命青春。
1985年,因病逝世,享年80岁。

任职于中国

中国生理学会会员
中国心理学会会员
中国动物学会会员
曾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
是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曾担任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科协主任,上海市科协理事等职务。

任职于美国

美国希格鹤赛(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
美国体质人类学会终身会员

著作

《神经解剖学》(是中国第一部人体神经系统解剖学专著)
《西洋哲学史》
《活的身体》
《科学概念》
《脑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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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原声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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