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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白(1880~1932)中国诗人,原名金庆棪,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好友,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曾东渡日本,南下印尼,接受先进思想。先后在省立诸暨中学、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复旦大学执教数十余年。1919年他应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国语教育,被称为“四大金刚”。后任教育部秘书、常务次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等职。二十年代,他曾莅校考察并讲学。

基本信息

五四运动前就开始
刘大白

刘大白

写白话诗,是新诗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诗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影响最大。他的新诗还显示了由旧诗蜕化而来的特点,感情浓烈,语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并以触及重大的社会课题和鲜明的乡土色彩,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别具一格。1924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同年出版新诗集《旧梦》。1926年出版第二部新诗集《邮吻》。1928年弃教从政,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浙江大学秘书长,次年去南京任教育部常任次长。出版的著作还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中国文学史 》及旧体诗集《白屋遗诗》等。1929年还将《旧梦》重编为《再造》、《丁宁》、《卖布谣》、《秋之泪》4集出版。

生平简介

1880年10月2日,刘大白出生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桃源之乡,这就是浙江省会稽县(现绍兴)平水村。刘大白青少年时姓金,原名金庆,字伯贞,号清斋。
刘大白

刘大白

1895年,刘大白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赴杭州考科举,得过优贡生,还曾膺拔贡于入京谒选,正在这时恰逢其病亡,才没成功。刘大白成年后,曾任绍兴师范学堂和山会小学教员,于1910年2月结束了故乡看云听水的生活和学堂教书生涯,去北京谋职。刘大白在京谋职未成,决定乘船离京,从海道南归。回到绍兴后,和清末老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王世裕合编《绍兴公报》,并且与好友任瘦红在该报共事一年多。1913年,刘大白东渡亡命日本,在日本东京期间,刘大白加入“同盟会”,1915年公开发表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的文章,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又不得不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先后受到过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在那些地方应当地华侨学校的聘请,教授国文,为时有一年多。
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而身亡,刘大白才得以能从南洋回国,定居在杭州皮市巷三号,在《杭州报》任职谋生。1920年6月,刘大白从杭州回绍兴之后,他往返于杭州、萧山、绍兴等地,先后在崇文、安定、春晖等中学任教。在1921年至1922年这两年中,刘大白写了许多新诗和随感,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新诗署名刘大白,随感暑名汉胄或靖裔。刘大白的新诗中有不少是涉及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的。1924年,刘大白加入以柳亚子为首的新南社,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4年3月,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五百九十七首诗,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陈望道,周作人为诗集作序,这是刘大白在1919年—1922年新诗创作全盛时期的作品,在刘大白的新诗集中,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诗,一种是抒情诗,还有一种是说理诗,再有是具有平民思想的诗。
1924年2月底,刘大白由杭抵沪,经邵力子的推荐,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任大学部文科教授,住江湾校舍,后又受聘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刘大白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任教后,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刘大白为兴办教育事业,与朱少卿一起加入国民党。刘大白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与徐蔚南陈望道等教员负责编辑《黎明》周刊。刘大白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运用了“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切中弊,在校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6年12月,刘大白另一本新诗集《邮吻》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列入“黎明社丛书”之一,该书共收作者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三年中写的一百首诗。1928年1月,辞去复旦大学的职务,随即赶杭州任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之职。1929年8月15日,新任教育部长蒋梦麟请刘大白任教育部常任次长
刘大白

刘大白

刘大白不但是位创作甚丰的诗人,他在文学的评论方面也有超乎一般见解之上的深刻警辟的思想,著有《白屋文话》、《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等谈诗论文的集子。从刘大白以上三本文学论著来看,他对文学遗产的认识是较全面,评价得颇公允的,他对古人留下的遗产,既不一笔抹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由于刘大白有这个基础,所以无论是他的旧体诗和新诗,都极少用粉饰之字,镂金错采,敷衍成章,很能显示这位诗人精深博大的功力。由于前阶段的潜心研究,在1929年刘大白出版了多种著作,12月,他编写的《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工具书。同年12月15日辞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1931年开始,刘大白闭门进行写作。1932年2月13日,刘大白静静地躺在钱塘路九号里的床上,与世长逝,享年五十三岁。

著作书目

《旧梦》(诗集)1924,商务
《邮吻》(诗集)1926,开明
《旧诗新话》(诗论)1928,开明
《白屋说诗》(诗论)1929,上海大江书铺;1958,作家
《白屋文话》(杂文)1929,世界
《再造》(诗集)1929,开明
《丁宁》(诗集)1929,开明
《卖布谣》(诗集)1929,开明
《秋之泪》(诗集)1930,开明
《白屋书信徐蔚南编》1932,上海大夏书局
《中国文学史》1933,上海大江书铺
《文字学概论》1933,上海大江书铺
《故事的坛子》(散文)1934,上海黎明书局
《白屋遗诗》(旧诗)1935,开明
《中诗外形律评说》(理论)1943,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鲁迅郭沫若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钞》1950,上海秀州出版社
《刘大白诗选》(诗集)1958,人文
《刘大白精选集》1970,台北宏业书局
《刘大白文集》1977,台北大汉出版社
《刘大白选集》1981,香港文学研究社
《刘大白诗集》1983,书目文献
《五十世纪中国历年代编》1929,商务

代表诗作

邮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
刘大白诗集

刘大白诗集

只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只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我知道这邮花背後,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秋江的晚上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秋夜湖心独坐
被秋光唤起,
孤舟独出,
向湖心亭上凭栏坐。
到三更,无数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时此际,
密密相思,
此意更无人窥破;──
除是疏星几点,
残灯几闪,
流萤几颗。
蓦地一声萧,
挟露冲烟,
当头飞堕。
打动心湖,
从湖心里,
陡起一丝风,一翦波。
彷佛耳边低叫,道「深深心事,
要瞒人也瞒不过。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见你心中有她一个。」
1921

心上的写真

从低吟里,
短歌离了她底两唇,
飞行到我底耳际。
但耳际不曾休止,
毕竟颤动了我底心弦。
从瞥见里,
微笑辞了她底双唇,
飞行到我底眼底。
但眼底不曾停留,
毕竟闪动了我底心镜。
心弦上短歌之声底写真,
常常从掩耳时复奏了;
心境上微笑之影底写真,
常常从合眼时重现了。
1922
是谁把心里相思,
种成红豆?
待我来碾豆成尘,
看还有相思没有?
是谁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钩?
待我来抟钩作镜,
看永久团圆能否?

旧诗新话

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印刷装订粗糙,错误百出。全书从左往右横排,四十开狭长本,500页订成厚厚的一册,封面灰色,刘大白很不满意。1929年9月,刘大白把《旧梦》完全打散,“剔除了些,添补了些,移动了些,订正了些”,重新斟酌组合,“把撕碎了的《旧梦》,做成现在的——《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4本诗集。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出版了这4本新诗集。
刘大白

刘大白

1930年前后,刘大白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1928年5月,《旧诗新话》作为黎明社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7月,《白屋说诗》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8月,《白屋文话》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29年12月,《五十世纪中国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成稿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概论》、《中诗外形律详说》等也在其逝世后印行于世。
《旧诗新话》共有六十篇诗话,前四十五篇作于1926年以前,可以说是为文学革命“呐喊”的文字。作者要“从古墓中掘出抒情诗来”,以历史中的白话诗为由头,倡白话、反纲常。其文不仅有学问、有见识、有性情、有才华,而且也透露着“五四”的热情、凌厉与欢快。而后面十几篇,则是关于自家诗歌的诗话。
《旧诗新话》中有一篇《双红豆》记述了他与江苏农民运动领袖周刚直的友谊。1924年元旦,周刚直赠送给刘大白一双红豆,过了几天又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老树一株,死而复苏;现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时不结子,有时结子仅十余粒或百余粒不等,如将此豆作种别栽,又苦不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长成;望它结子,更不知等几何年。所以此物颇不易得,实是珍品。”刘大白细观此物,颜色微紫,形状颇类心房,感叹古人以它为相思的象征,大约不是无故。刘大白睹物怀人,倍受相思之苦,作了三首红豆词。词前面还有一个小序:一九二四年元旦,江阴周刚直君赠我一双红豆,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
1929年10月《旧诗新话》再版时,又增加了五篇,其中的《泪如红豆红》是刘大白在得知故友周刚直惨遭杀害后所作:“书一通,叶一丛,慰我相思尺素中,看花约我同。约成空,恨无穷,死别吞声泪泗重,泪如红豆红。”并在序中说周刚直“因为提倡农民合作的缘故,被赏以赤化的罪名,惨遭杀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赠我的红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么是赤的呢?……然而江苏省议员勒令他赤,江阴县知事勒令他赤,五省联军总司令勒令他赤,他又怎能不赤呢?于是三刀斩下,赤血横飞,而周君便真的赤化了”。《泪如红豆红》表达了诗人相约成空、此恨无穷的悲痛心情,词中的情感热烈,似乎能听到诗人的声声泣诉。
西安书友文泉清寄我一部台湾的《旧诗新话》,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三月庄严出版社三版。系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刊”之五,封底印有出版《古典新刊》的宗旨:“创行《古典新刊》的目的,在于以浅近生动的白话,透过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重新阐述中国古典作品,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使国人能够了解先民伟大的心血结晶,浸泳于浩瀚的书海中,获得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智慧与才情气概,从而享受到读书的性灵乐趣。”
该书由蒋梦麟作序。蒋梦麟是刘大白的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17年,当时刘大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1928年,蒋梦麟任职浙江教育当局,他找到了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白,想让刘大白任自己的秘书,他对刘大白说:“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刘大白说:“来。”就做了蒋的秘书,后来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长,刘大白也被任为次长。
蒋梦麟的序作于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说明台湾版的《旧诗新话》初版于1957年。该书有诗话六十篇,删掉了那篇《泪如红豆红》,因周刚直是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所以台湾的出版物不可能收录这种揭自己疮疤的文章。虽同样是六十篇,但也不是完全按初版本照排的,因为初版本是1928年5月出版而台湾的《旧诗新话》中有1928年9月的文章,台湾版的《旧诗新话》是从刘大白的作品集《白屋诗话》、《旧诗新话》和《白屋说诗》三本集子中选编的。
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作为清朝的举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可他反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尤为激烈,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地位

卖布谣》最早发表于1920年6月6日的《星期评论》上。这看似浅显实则涵义深刻的短诗,立即为广大读者所喜欢,并由刚从美国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谱成歌曲传唱。赵元任先生的音乐创作很讲究字、腔、声、韵的运用,一向以旋律优美流畅、吐字准确著称,像徐志摩的诗《海韵》、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都是由他谱成曲后久唱不衰;这首《卖布谣》也把当时农村织布人的凄楚表现得极为哀怨。
刘大白生于1880年,是我国新诗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在他的家乡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用诗文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反袁运动失败,他被迫流亡南洋,1919年“五四”运动,他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卖布谣》等就是他倡导用新诗反帝反封建的代表作。
当时,写新诗的人不少,但处于刚开始阶段,诗篇都多少带有一些洋味或旧诗词痕迹,刘大白诗的风格却是平易清新,容易入口,这是与他早年中过举人,中国文学功底深厚,又在国外居留多年,广泛接触了欧美文化,思路开阔有关。
1924年3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诗集《旧梦》,收集了包括《卖布谣》在内的新诗597首。短短的5年中,他写得这样多,真是诗情喷涌;周作人、陈望道都为他这本诗集写了序,周作人一向很赞佩他的古典诗文的功力,序言中曾表示:“刘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也可见他在写新诗时,力求大众化、通俗化所作的努力。他的诗有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也有对人生的难以捉摸的感叹,如他的《泪痕之群》组诗第37:“明明镜在花前/为什么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什么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为什么我又在人底梦里?”。
再如《泪痕之群》第46是这样表达了个人对世事无能为力的感叹:“窗间的蜂儿,/何尝不认识光明?——/但要从玻璃上求出路,/未免太不量力吧!”
但他又勉励自己要尽力向前,如《泪痕之群》第48:“不妨的,/无路可走,/走就是了!/筑成的砌成的是路,/踏成的也是路呵!”第65则更昂扬:“筑就了牢狱,/把思想监禁了,/但是她一瞬间就越狱而突飞了。/掘好了坟冢,/把思想埋葬了,/但是她一瞬间就破冢而再生了。”第132虽然又叹道:“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只有这一盏孤灯;/如果被吹灭了,/待怎样呢?”这看来又是处于犹豫傍徨中,但在第133中又振作了:“过去的防御线,/只是保护过去的;/未来的,/该重新筑起呵!”
在那大变革时代,诗人的复杂心情都通过诗表现出来了。他的诗作被文学史学家认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这一评价很准确。
1924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学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政务次长。忙于教书和公务,写文学讲义,与民间和底层隔离了,诗也写得少了,也不可能再写出《卖布谣》那样深刻倾诉人民苦难的诗作了。
但有的人认为“刘大白稍后的诗作(如《邮吻集》)思想日趋孤寂颓废。”却是对他过于苛求。他的《邮购集》中的诗多数写于1923年至1926年的教学之余,风格不一,有《卖花女》这样含义深刻的诗,也有如一幅画图的《秋晚的江上》:“归巢的鸟儿,/尽管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但也有《西风》这样豪壮之情的诗句:“西风,/你只能在人间放浪吗?/假如我做了你,/就天上的银河,/也吹起它壮阔的波澜来。”虽然不如几年前《卖布谣》那样倾诉民间疾苦,但他忙于教务,仍能有这样的诗情,还是不容易。
刘大白去世后的第三年(1935年),上海良友印刷公司编印了赵家璧先生主编、全书10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的新诗卷是约请朱自清先生负责编选,“大系”入选的59家诗人,刘大白的诗有11首,与冯至所选数相同,比第一个写中国新诗的胡适多两首,比戴望舒多4首,逊于郭沫若(收25首)、徐志摩(收26首)、冰心(收18首)、闻一多(收29首)等诗人。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的“现代诗歌”栏目中,由于刘大白在新诗人当中年岁最长,成就也大,把他列为26名的榜首。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大白另一件不亚于新诗写作,却一直被人忽略了的文学成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33年)才出版的文学史,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巨著,500余页的篇幅只写了引论,上古至商,周至秦,两汉,三国至隋,唐6章(还有计划中的五代至元、明至清没有写)。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又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影响,谈各种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艺术上的优劣,都特有见地,也是中国文学史中较早出现的一部,对后来的写文学史者启示很多。
他博学,论及某一时代的文学时,既能以多个作家的作品为例来表达那一时代的风格,还能引用古今学者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来说明得失,或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来剖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学中,成就最大,出现最早的诗歌,以及被称为“诗的花海“的唐代诗歌,更是从政治原因、宗教原因、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诗歌会这样发达,而其他文学样式又相对处于滞后状态,更是说得详细具体,使人读来清楚明了。都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深厚。只可惜他1932年仅52岁时就病故了,不然他这部文学史会更完整、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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