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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胜发,昆虫学家。奉天(今辽宁)铁岭人。东北大学肄业。1945年赴美国学习。曾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士、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东北病虫药械厂厂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研究员,江苏省昆虫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九三学社社员。五十年代研究棉花红铃虫特性,划分出我国红铃虫四个发生类型区。研究用溴甲浣消灭棉子内红铃虫,获得成果。合编有《中国棉虫之研究与防治》、《棉虫防治法》。

简介

傅胜发(1909—1969),农业昆虫学家。毕生致力于棉花害虫防治事业,在棉红铃虫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对棉花害虫预测预报、棉花害虫的检疫,以及棉花害虫防治技术的普及推广工作,取得突出成绩,为我国棉花生产作出了贡献。

简历

1909年10月15日 出生于辽宁铁岭县
1934年 毕业于沈阳东北大学农科垦牧系,获学士学位。
1934—1937年 任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作物病虫害系助理员,兼实业部合作事业讲习所讲师,棉产改进所治蚜委员。
1938—1946年 任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作物病虫害系技佐、技士,曾兼任射洪县立初中教员、射洪四川农业改进所棉场射盐推广区主任指导员、射洪病虫药械厂川北供应站主任,上海华中棉产改进处棉虫防治总督导、国民政府农业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寄业督导等职。
1945—1946年 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昆虫系,并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美国昆虫植物检验局棉虫研究室实习。
1946—1949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场农作病虫害系技正;中央农业实验所办事处主任,兼农林部复员委员会病虫药械专门委员,沈阳东北药械厂厂长等职。
1950—1969年 任华东农林部南京病虫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兼教务主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植物保护系副主任、技正、副研究员、研究员等。
1969年7月17日 因患食道癌逝世于南京。

主要论著

1 傅胜发,万长寿.中国棉虫之研究与防治.南京:棉产改进处丛刊(第2号),1948.
2 傅胜发等.棉花蕾铃期害虫综合防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
3 傅胜发,万长寿,曹赤阳.棉花红铃虫及其预测预报.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
4 朱弘复,傅胜发,孟祥玲等.中国棉花害虫·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丛书第5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 傅胜发,曹赤阳,万长寿等.中国棉红铃虫的研究与防治.华东农业科学通报,1953(3):12,(4):11.
6 傅胜发,曹赤阳.马铃薯块茎蛾在四川的分布为害及块茎消毒方法.华东农业科学通报,1956(4):227—231.
7 傅胜发.甘肃、青海两省棉花红铃虫考察报告.中国农报增刊,1957(4):19.
8 傅胜发,万长寿,曹赤阳等.棉红铃虫防治途径的探究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应用昆虫学报,1958,1(1):1—16.
9 傅胜发.斜纹夜蛾的生活规律和防治.江苏科技,1959,(总20.
10 傅胜发.棉花红铃虫的田间防治.中国农业科学,1960(6):15—18.
11 傅胜发,曹赤阳.温湿度对红铃虫的分布限制.中国农业科学,1962(4):9—13.
12 傅胜发,曹赤阳,万长寿.棉红铃虫的若干生态特性及其发生类型.植物保护学报,1963,2(1):75—87.
13 傅胜发.棉花蕾铃期害虫的田间化学药剂防治.中国农业科学,1963(6):20—25.
14 傅胜发.有关控制红铃虫为害的技术措施商榷.江苏农学报,1964,3(1):47—52.
15 傅胜发.蓟马的防治问题.江苏农学报,1964,3(1).
16 傅胜发.田间控制红铃虫为害的关键.中国农业科学,1964(7):8—10.
17 傅胜发,万长寿,曹赤阳,黄山.棉红铃虫.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8 傅胜发,黄山,万长寿.玉米螟.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
19 傅胜发,万长寿,曹赤阳.棉花害虫选译(第一集).上海科技编译馆,1963.

生平

傅胜发,字朔源,1909年10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早年就读于铁岭县立师范。1929年考取东北大学农科垦牧系。“九一八”事变后,因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毅然只身离家,随学校南迁。结业后,经校长张学良将军介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任助理员。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对东北学生的待遇比一些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低得多,但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有较好的学习条件,因此,他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留了下来。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常常为一些达官显贵们的庭园去喷药灭虫,工作是很艰苦的。
1937年,傅胜发随同中央农业实验所内迁到四川,旋被派驻射洪县从事棉花病虫防治的推广工作,并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棉场射盐植棉指导区主任,从此开始了献身于棉花害虫防治的事业。这段时间,他活动在川北射洪、遂宁等县,推广陆地棉并指导防治棉花病虫害。1945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昆虫系进修,并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农业部昆虫植物检验局棉花害虫研究室实习。1946年7月回国,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之时。他除了担任原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作物病虫害系技正外,还兼任了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专业督导,农业复员委员会病虫药械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华中棉产改进处棉花害虫防治总督导。1947年又兼任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名誉技正棉虫股长。后又被派任沈阳东北病虫药械厂厂长,上海病虫药械厂特约研究员和北平病虫药械厂分厂顾问等职。1948年解放战争紧张阶段,中央农业实验所疏散到各地,傅胜发自愿留守南京,守护财物等待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傅胜发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植物保护系副主任、技正、副研究员、研究员。1963年赴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4年任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他是中华昆虫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江苏省昆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
1969年7月17日因患食道癌,逝世于南京。

推广棉花害虫防治技术

傅胜发早年曾从事过水稻、蔬菜、果树、森林等的害虫防治推广工作,具有较全面的基础知识和技术。1938年后,开始专攻棉花害虫的防治。他在川北射洪、遂宁推广陆地棉工作期间,面对病虫为害严重的情况,心中十分焦急;心想如不做好防治工作,陆地棉就有难以立足之虑。于是他就扎下根来,从事防治病虫的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成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射洪县一带农民还时常怀念他当时指导种植陆地棉和防治害虫的事迹。
1946年傅胜发任职于棉产改进处期间,为配合陆地棉在全国各地的推广,曾组织40多名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技术人员,经过短期培训,分赴东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云南等18个省市的主要棉区,指导棉花病虫害的防治。这是当时国内一次规模最大的棉花病虫防治行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各地植物保护工作的技术骨干,对以后各省植物保护工作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傅胜发在棉花害虫防治工作中,能深入生产实际、研究害虫防治技术,切实解决害虫防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他领导棉花害虫研究组针对华东各省棉区的主要害虫,如地老虎、金刚钻、蜗牛、棉蚜、叶螨、蓟马、盲蝽象、叶蝉、红铃虫等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他非常重视联系实际,强调到现场蹲点,按照生产条件进行工作。他所领导的棉花害虫研究组长驻南京,他却把组内的研究人员派到各地去工作:如派王敬儒去苏北沿海棉区去解决蜗牛为害问题;派万长寿、闻葭去山东研究盲蝽象、叶螨为害问题等等。
为了总结棉花害虫的研究和防治经验,1948年,傅胜发与万长寿合著了《中国棉虫之研究与防治》一书。其中记述了我国棉花害虫防治研究的进程,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棉花害虫的发生、分布、为害损失、寄主范围、防治方法等的演变和防治实践作了历史的汇总。书中列出中国棉花害虫名录达310种,对其中重要的20多种害虫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同时介绍了近期较为成功的防治技术。书中还搜集了到1948年止国内发表的棉花害虫文献资料400余篇,编成索引,以便读者查考。这本书在当时是棉花虫害防治方面较有影响的专著。
1959年傅胜发与朱弘复合著的《中国棉花害虫》,系统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棉花害虫工作。傅胜发分担了其中蜗牛、卷叶虫、造桥虫、金刚钻、棉叶蝉、红铃虫等10种南方棉区主要害虫的章节的编写。这本书是当时棉花害虫工作的代表作。

棉红铃虫的研究

1949年以后,傅胜发致力于棉红铃虫的系统研究。他对该虫害在国内的分布及其季节性消长和越冬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并用实验方法分析了虫害损失的估计。在广泛试验的基础上提出棉红铃虫越冬期与田间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发表于1953年华东农业科学通报上,是当时推广棉红铃虫防治技术的指导性文章。并在1956年第八届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会议上,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交流技术资料之一。尔后,该文又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刊物上转载。
1955年后,他对棉红铃虫的生物学特性,发生的生态条件,越冬幼虫的抗寒性,滞育发生的条件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以期从基本规律上说明红铃虫的分布和探讨利用自然条件作为控制红铃虫为害的可能性。研究结果阐明了红铃虫交配产卵的习性;各个虫态发育过程中的生仔率变化;繁殖的能量与食物性质及环境温湿度的关系;产生滞育幼虫的生态条件和滞育幼虫的生理指标及复苏条件;幼虫在冬季低温下的耐寒极限。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写成科研论文发表在《应用昆虫学报》、《中国农业科学》和《植物保护学报》上。这三篇论文为红铃虫在我国的分布规律提出了理论依据,并为我国北部棉区利用冬季自然低温来控制红铃虫发生有了可能性。为了证实这一论点和验证实验数据,他不仅在实验室总结出充分的资料,同时还派遣工作人员到东北、华北棉区实地考察。论文还提出了西北部分棉区至今没有发现红铃虫是由于该地区冬季低温强度大,夏季湿度不足因而使红铃虫不能繁殖的论点。为了证实这一论点,他亲自携带试验材料,在严格的控制下,与甘肃省的同志一起,在尚未发现红铃虫的棉区建立了田野实验室。经过现场实验证实了论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些研究结论简化了控制红铃虫为害的技术和检疫方法,并为北方棉农一家一户贮藏籽棉于暖室改成集体冷室贮藏,这又为利用冬季自然低温控制红铃虫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连续几年抓冬季治虫工作后,到70年代,北方棉区红铃虫的为害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
农业昆虫学家都希望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解决害虫问题,而傅胜发以其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考虑到当时农业生产的背景和经济条件,农药器械供应的限制及农民的技术素质和科学普及状况,则提倡用多种手段解决害虫问题。他在1955年出版的《棉花苗铃期害虫综合防治》一书中,就较早地引用了综合防治这个概念。虽然当时所提的综合防治是指互为补充的几种防治方法的结合使用,与后来发展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综合防治有些不同,但综合防治的提法是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实际的,因而得到基层领导生产的同志重视,并较容易被接受而贯彻于实际防治行动之中。

棉虫测报和检疫工作

傅胜发关于害虫预测预报的思想,是1954—1955年他在苏北指导国营农场大面积防治棉花害虫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国营农场指导生产比小农经营要求有更多的技术资料和精确的虫情动态分析作依据。在国营农场决定一项技术行动,需要投入几万元的资金和物资,如果情况不确切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在这种大规模生产的要求下,他总结了一套工作方法,如设立虫情系统考察圃,分层次的虫情普查点,形成虫情网络,根据虫情网络提供的资料,作出分别类型的防治行动对策。1956年,他把这套工作方法写成了《棉花红铃虫及其预测预报》一书。此外,他领导的棉虫组于1958年推荐作为害虫预测预报的工具——黑光灯,也在各地普遍采用。

重视技术

棉花是使用农药较多的作物,需要及时地推荐新的农药品种和使用技术来对付不同地区出现的各种害虫。傅胜发比较重视农药的推广与应用。30年代,他曾参预除虫菊制剂防治菜虫和刺蛾、棉油皂防治棉蚜、砒酸铅和砒酸钙防治棉大卷叶虫和红铃虫的推广工作。40年代,他在美国进修期间,正值新一代有机氯农药如DDT、六六六(BHC)等在棉花生产上迅速推广应用。他悉心学习了农药试验研究方法,吸收有用经验,回国后,结合国内棉花害虫对象,进行了大量试验,为引进应用这类新农药的技术打下了基础。50年代,他还对引进有机磷农药如1605、1059、敌百虫、乐果、3911及有机氮农药西维因等,进行大量的农药试验,以适应生产的需要。
傅胜发积极支持开展作物病虫的检疫,他领导的棉虫组于1955年在国内首先开发应用溴甲烷熏蒸棉籽以杀灭棉籽内潜伏的红铃虫,为开展检疫工作提供了技术条件。1954年,长江流域棉区发生大面积水灾。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均从省外大量调运棉种以应来年播种需要。为了防止调运棉种时红铃虫扩大传播,在傅胜发的建议下,农业部组织了大规模的棉籽熏蒸工作。第一次示范熏蒸的棉籽就有50万公斤。以后陆续在6个省17个县市的棉花产地、转运口岸及进口销地进行熏蒸,全年共熏蒸棉籽1372万公斤。1955年,凡经过棉籽熏蒸的棉花产区,红铃虫的为害明显减轻。这项工作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奖励。这次大规模的棉籽熏蒸,训练了一批技术干部,也为后来开展红铃虫的检疫打下了基础。
1955年,他应安徽省的邀请,协助该省从四川调运马铃薯。为了解决马铃薯块茎蛾(检疫性害虫)的传播,在四川马铃薯产地开县,就地研究了马铃薯块茎蛾的为害习性、生活规律,试验制定了用溴甲烷消毒块茎的技术方案,从而保证了马铃薯的安全调运。

作风

傅胜发的工作特点是,实事求是。1958年,在“大跃进”中,他曾参加一个生产考察组去苏北核实棉花产量。根据田间实际测产,发现很多地方的产量远低于实际测产数字。他据实向领导部门反映,反被斥为保守,甚至考察团也被无理撤销。在工作中他能接近群众、接近技术干部,发现基层工作中的工作勤奋有成绩的同志,他便积极地予以推荐。靖江县一位农民技术员陈树勋,钻研喷雾器的改进很有成绩,经他推举后成为全省闻名的农民专家。傅胜发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50年代苏北交通不便,到基层乡村或农场去,有时是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面的车架上,一坐就是数十里。有一次因驾车不慎被摔倒在水沟里,但他并未因此影响到基层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除了承担研究课题外,还承担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植物保护系副主任,协助朱凤美主任管理繁重的系务工作,并经常进行有关地方和省际间的技术服务、咨询等工作。他除白天办理公务外,每天总是清晨4时左右起身,阅读文件和处理一些未了公务。他的各种笔录、摘记、文稿都是字体工整,从不潦草散乱。他自奉俭朴,但乐于助人。抗日战争期间,虽然生活艰苦,但他每逢遇到来自东北的乡亲或有困难的同志总是解囊相助。他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受到了冲击,但他从无怨言或动摇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他因长期积劳成疾,后患食道癌,医治无效,于1969年7月17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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