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衢县志》总纂郑永禧(1866—1931)，祖籍福建。清初先祖为避耿精忠之乱，迁至衢县。
　　郑永禧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郑世鸿、祖父郑桂殿，都是大学生。父亲郑锷，也以擅长文学著称。由于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加之天资聪颖，7岁就能写简短的文章，10岁已能通读各种经史，12岁成为生员。他爱好古学经义，特别喜欢研究史学及金石文字。凡是涉及地方文献的资料，他都留意搜集。光绪中叶，因受潘峰琴《两浙?轩续录》的影响，写出了《西安怀旧录》。该书可说是郑公修志的发端。光绪十九年(1893)他登上副榜，二十三年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中了解元。正当他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的时候，衢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教案，他因主办过团练而受牵连，被革去功名，并入了狱。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衢县参事及湖北省思施县知事。在恩施县任知事期间，撰写了《施州考古录》，将它作为以后该县修志的资料保存下来。
　　郑永禧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撰述。著作甚丰，与衢州相关的有：《姑蔑地理变迁考》、《衢州乡土卮言》、《烂柯山志》等。但他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民国《衢县志》。他锐意纂修《衢县志》是罢官家居后。当时的人都很轻视修志，认为这是不值得一提的事。然而郑公全然不顾这些，矢志不移。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郑永禧(1866—1931)，字渭川，号纬臣，衢州府西安县解元巷（衢州市柯城区白果井）人，方志学家。郑永禧祖籍福建，清初先祖为避耿精忠之乱，迁至衢县。永禧出身书香门第，曾祖郑世鸿、祖父郑桂殿，皆是太学生。父亲郑锷也以擅长文学著称。由于有良好家庭教养，加之天资聪颖，7岁就可以写简短的文章，10岁已能通读各种经史，在12岁成为生员。他爱好古学经义，特别喜欢研究史学和金石文字。凡是涉及地方文献资料，其都留意搜集。光绪中叶，因受潘峰琴《两浙轩续录》影响，写出《西安怀旧录》。该书可说是郑公修志发端。光绪十九年(1893)其登上副榜，23年参加乡试，取得第1名，中了解元。正当其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的时候，衢州发生震惊中外的教案，其因主办过团练而受牵连，被革去功名，并入狱。辛亥革命后，其曾出任衢县参事及湖北省思施县知事。

郑永禧于民国六年冬月担任恩施县任知事，期间撰写了《施州考古录》，将它作为以后该县修志的资料保存下来。《施州考古录》不同于一般考辩，不仅仅史论结合，而且富有文采。其中有很多篇什本身就为文史故事，具有较强审美价值。比如《柳州城》和《施王屯余址》诸篇为作者之亲历踏访之地，文采飞扬、有如游记；特别为《施州八景》，郑氏补缀8首五律，借施州美景，抒发作者的雅趣，让人顿生向往。如“桥东可沽酒、许我杖扶藜。”（《清江观澜》）“问月月无语、空传太白名。别饶山水趣、枨触古今情。”（《碧波问月》）“清江盘折下、犹见数峰青。”（《龙洞通潮》）“留得指挥迹、来听读《易》声。”（《客星晚霞》）等。他将《李白流放夜郎问月故事》既作为一个聚讼不已学术公案研究，又转引王庭桢《重修问月亭记》和《金缕曲》以及诸家和曲，瀑泉杨守胜《集古十章》以及秦馨及其曾传章等人诗作，这本身就成一段文史佳话，至于李白到没到恩施，恩施是否为古夜郎地都显得无足轻重。民国年间恩施绅士饶凤璜先生所言：“先生真能亲民者也而施人之思先生亦与此《录》以俱永矣！”

郑永禧回到家中，锐气不减，一心一意纂修《衢县志》。时已五十有余，肩背行装，行进在乡间小路上。在五年搜集资料的时间里，先生的足迹踏遍了衢州的山山水水。凡街、市、坊、表、寺、庙、题额、衙署碑联、宗谱序跋、以及穷乡僻壤之木雕、石刻、断简残匾等等都无不精心搜集。余绍宋在郑永禧先生的《墓志铭》中叙述他采集资料之认真时说“迂高而难辨者，或缘梯而上，以得其真。”表现了方志工作者固有的“持严、持实”的美德。由于先生精心搜集资料，认真考证史料，在他纂修的《衢县志》中，补正了清嘉庆《西安县志》一百十余条讹误。

1923年，郑永禧被聘请为省议会秘书长住杭州。为了完成未竟的事业。他白天忙于公务，夜间继编县志手稿。夜深复夜深，长期受炫目的电灯光和手电池光的刺激，目力大损，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先生并没有因此倒下，叫家人用木做方格模，左手摸格子方块，右手握铅笔继续作书，再请余绍宋校订。不久，辛劳过度身患疾病，但他依然卧在床上继续向家人口授。顽强不息十五个春秋，终于完成了达三十卷、百余万言的《衢县志》手稿。同时纂修了《姑蔑地理变迁考》、《衢州乡土方言考》、《烂柯山志》等史籍。著名方志学家余绍宋说先生“自经义史籍以及金石文字，喜推究，不厌精详，凡涉及地方文献尤专心阅览。”

郑永禧任恩施县知事不到一年，其政绩受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但仅就其补刊同治版《恩施县志》、撰写《施州考古录》两事，已足以让恩施人们永远怀念了。正如民国年间恩施绅士饶凤璜先生所言：“先生真能亲民者也，而施人之思先生亦与此《录》以俱永矣！”

《施州考古录》全书分上、下两卷，共43篇文章（上卷20篇，下卷23篇）。其体例为史论结合、文献考证与实地踏访结合，先列出同治版《恩施县志》讹误，然后援引典籍或者实地查访的材料进行辨证，得出较合情理的结论。其内容包括从恩施人文始祖廪君到清末三千多年来恩施县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演进、名胜古迹、县域城郭、史迹文化、人物春秋、民间逸闻等十多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回答了人们想知而未曾知、想说而没法说、想论而无从论、想争而无由争的问题，是研究恩施古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施州考古录》不同于一般的考辩，不仅史论结合，而且富有文采。其中有很多篇什本身就是文史故事，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比如《柳州城》、《施王屯余址》诸篇为作者之亲历踏访之地，文采飞扬，有如游记；特别是《施州八景》，郑氏补缀八首五律，借施州美景，抒发作者雅趣，让人顿生向往。如“桥东可沽酒，许我杖扶藜。”（《清江观澜》）“问月月无语，空传太白名。别饶山水趣，枨触古今情。”（《碧波问月》）“清江盘折下，犹见数峰青。”（《龙洞通潮》）“留得指挥迹，来听读《易》声。”（《客星晚霞》）等。他把《李白流放夜郎问月故事》既作为一个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研究，又转引王庭桢《重修问月亭记》、《金缕曲》以及诸家和曲，瀑泉杨守胜《集古十章》以及秦馨、曾传章等人诗作，这本身就成了一段文史佳话，至于李白到没到恩施，恩施是否为古夜郎地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民国《衢县志》共30卷，100多万字。对这部志稿，余绍宋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编为书，凡三十卷，各为纲目，条理秩然。就体例而言，已胜旧志，其中方言及碑碣两篇……精审为全书之冠。其他诸篇，亦极抉择辨证之事……”

事实确是这样。民国《衢县志》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师古而不泥于古。它是陈鹏年的康熙《西安县志》和姚宝煃的嘉庆《西安县志》之后的《衢县志》。但他能取旧志所长，补旧志所短，独辟路径。二、有独到见解，能自成一家。余绍宋先生的《龙游县志》早3年完成，且是名篇，郑公称之“体例精严，大有龙门笔意，还视(自己)已就之稿，自以为弗如。”但是，他能吸取余志的长处，不尽为它所囿，自标新例，卓然成一家之言。三、尽力搜求，保存了大量的翔实资料，填补了姚志后100多年的空白。这一点是最宝贵之处。在搜集资料方面，郑公除组织同仁深入采访之外，还往往自己亲临采录，“凡街市坊表，寺庙题额，碑联宗谱，以及穷乡僻壤之木雕石刻，断简残篇，无不搜罗，其漫漶难辨者，或缘梯而上，谛审摸索，以得其真。”正因为这样，用5年时间，他才能写出如此浩繁的作品。特别是方言和碑碣两篇，连余绍宋先生都说他的《龙游县志》也因“采访不备”而“愧未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