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迪是朝鲜京畿道骊州人。1530年在任司谏期间，曾受到当局的排斥，到庆州紫玉山从事性理学研究，过了7年左右的隐居生活。1537年再被录用，历任副提学、吏曹、礼曹、刑曹判书和左赞成等官职。1547年又遭权臣尹元衡一派忌恨，再度被流放到江界，直至1553年逝世。

李迪迪在晚年的流放生活期间，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留下几部重要的著作。如《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中庸九经衍义》、《奉先杂仪》等。《求仁录》（4卷 ）中对于儒家经典核心概念的“仁”给予了高度关注。他阅读了儒家各部经典和熟习宋代儒学家的学说后，确认了关于仁的本体和实现方法是儒学的根一精神。

李彦迪在政治上提倡“中和”的理论，认为“中和”符合“天理”。这实际上是调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行为作辩护。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在其诸多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大学章句补遗》（1卷）和《续大学惑问》（1卷）超出了朱熹的《大学章句》和《大学惑问》的范围，展示出他独立的学术世界。在这一问题上，李彦迪在所追随的儒学家们相比，持有更加自律的态度。如改编了朱熹的《大学章句》中所提出的体系，尤其是对朱熹的理论，他没有全部认定，由此可见，李彦迪与后期那些对朱熹的一字一句都视为金科玉律的人相比，他的态度显现出的是一种 独创精神。

李彦迪反对曹汉辅（号忘机堂）把“太极”解释为“空虚”、“寂”，提出“太极”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理”和“气”虽不可分离，但“有理而后有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认为“太极”则“理”，“道”只不过是“人事”的“理”而已，离“人事”而求“道”未免陷入“空虚”之境，这决不是儒家之“实学”。他所说的“道”、“理”是属于封建的道德规范，包含着 “三纲五伦” 和日常生活的行动准则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中，他强调日常生活方面的道德准则，认为“天理”离不开人事，必须从日常生活做起，才能达到“天理”。这种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善恶”理论中。他认为合乎天理的行为则“善”，按照人欲行动的是恶，因而应弃“人欲”达“天理”。他的“理欲”说对束缚、压制人民的欲求和利益而言，是保守的；而对抑制循旧保守势力的贪多无厌而言，是有进步意义的。

《中庸九经衍义》（29卷）是李彦迪未完成的绝笔。这部著作也超越了朱熹的《中庸章句》或《中庸惑问》体系，阐明了统治国家方法的《九经》，《九经》为中庸精神的中心，分为“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具有独创性。这部撰著应用 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中大学体系的治理原理，提出了具体实现方法，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其道德经世观。

《奉先杂仪》（2卷）提出了儒学实践性的规范，故成为朝鲜朝后期理学派的先驱。朱熹的《家礼》对朝鲜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顺应天道和民心应该是王道政治的根本理念，也是浓缩了的儒学经世观所展现出的观念。际彦迪既顺应天道和人心，也很重视安定民心这样的儒学修养论作为经世的根本，他是朝鲜朝学习和实践儒学的典范，在古代朝鲜儒学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李彦迪著有《晦斋集》13卷。哲学代表作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记堂书》、《大学章句补遗》、《中庸经衍义》、《求仁录》、《奉先杂义》。较为有名的赋作有《问 津赋》、《鞭贾赋》和《利口覆邦家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