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实践的证据既可以是基础研究者在实验室情境中得到的结论，也可以是应用研究者在临床环境中获得的证据。APA承认多种来源的研究证据，临床观察、质化研究、系统的案例研究、单一个案试验、公众健康及人种学研究、自然情境中的生态研究、随机对照试验以及元分析等得来的结论均可作为临床证据使用。这些证据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对立，其中最好的、可以作为临床治疗进行推广的证据就是最佳证据。

最佳证据是循证实践中所遵循的证据，它的判断标准与实证支持治疗的标准不同。具体说来，APA认为要判断一个证据是不是最佳证据应主要考虑下列问题：1)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一般说来RCT与元分析的证据最好，质化研究证据次之，专家的个人经验最差；2）研究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3）研究是否可以作为指南、原则来指导实践；4）研究是否可以向临床实践情境推广或迁移；5）研究是否在有限的研究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6）是否适用于其它种族/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人群。在所有同类证据中，最符合上述标准的证据就是最佳证据。在现实操作层面，判断与衡量最佳证据的指标主要有两个1）效力（efficacy），类似于实验心理学中的内部效度，指研究证据在治疗方案与病症之间因果关联的强度，亦即是治疗方案对病症治疗起作用的程度。主要是看研究是否应用了随机对照试验等严密、成熟的试验方法，看其结论是否符合治疗者的临床观察、病人反馈及专家之间的共识；2）临床效果（clinical utility），类似于外部效度，即这一研究证据在具体的治疗情境中的可推广性、可执行性及有用性等，它既要关注具体的病人、治疗者、治疗情境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要考虑到治疗的成本－效益等相关问题。

临床技能是治疗者必须具备的、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干预决策时所运用到的能力。它并不特指从事临床实践的专家、精英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普通的治疗者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训练，结合自身实践经验而获得。其目标是在考虑到病人人格与偏好等因素的情况下，把最好的研究证据与临床数据整合起来，从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临床技能的内容相当广泛，寻找与使用最佳实践证据只不过是临床技能中的一种治疗者的主观因素，如治疗经验、价值观、人际交往能力等均会影响到治疗决策及其效果。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1）评价、诊断、系统的案例编制及治疗规划；2）临床决策、治疗实施及对病情进展的监控；3）人际交往技能；4）持续的自我反省与技术获得；5）评价与使用研究证据；6）了解在治疗过程中个体、文化及情境差异对治疗的影响；7）按照需要寻求其它可用的资源，如咨询其他心理学家、开具转诊介绍或使用其它替代的治疗方案；8）为临床干预策略或治疗计划寻找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证据。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者不仅要关注已有的研究证据及相应的专业技能，还要充分地关注病人本身。在关注病人本身时，不仅要关注病人所得的具体病症，还要关注病人的个人特征、文化与偏好。

首先，要关注病人的个人特征。循证实践要求重视病人个体独特的成长经验及生命体验，在治疗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年龄、性别、性别认定、依恋、社会化、社会认知、宗教信仰、性取向、道德及情绪发展等病人个人特征。这些特征对治疗成年人，尤其是小孩与老年人的病症非常的重要。

其次，要关注病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是指包含共同的价值观、历史、知识、礼仪与习俗等一系列复杂现象的总体，同一文化群体的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感。文化不只局限于民族或人种，它是一种多方面的结构，不能脱离个体的独特的社会、阶层与个人特征来孤立地理解。在心理学实践中，病人所处的种族群体、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及一些情境因素（如失业、离婚、偏见、移民身份等）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病人持有的观念，比如：1）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2）寻求、使用与接受帮助的方式；3）对病症的报告与呈现；4）对治疗本身的恐惧或期望；5）对治疗结果的预期等。这些观念往往与处于不同文化中的治疗者的观念不一样，这种差异可能会与种族偏见或刻板印象一样，对治疗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病人病情的恶化。

最后，要关注病人的价值观与偏好。循证实践的过程是治疗者与病人之间为达成最佳治疗效果而进行的协作与互动的过程。因此，病人主观的目标、信仰及偏爱的治疗模式等，均应该得到治疗者充分的尊重。病人有权知道各种不同的治疗模式及其治疗效果，了解不同治疗的费用及成本－收益状况。最终的临床决策应该是在治疗者的个人经验、最佳研究证据及病人的偏好之间所取得的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