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杂报，中国古代报纸。 发行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2年）。唐人孙樵在其所写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说它的外观是零散的"数十幅书"，内容"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所记载的大都是开元所间的朝廷政事，包括"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惊天动地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等等。我国新闻史学家确认开元杂报是一种由驻在首都的官员们向地方传发的封建官报。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开元杂报"只是后人对它的一种称呼。它不是印刷制品。孙樵所看到的，也只是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它的零散抄件。有关"开元杂报"的记载，说明中国封建官报起始的时间，不会晚于唐朝。鉴于前此的古代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有关报纸的记载，"开元杂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

樵囊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目；“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大学，见丛甓负上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日，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咋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延奏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这篇杂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篇有关唐代报纸的史料，作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从孙樵的文章可以看出：所谓“开元杂报”，指的是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一些朝廷消息的汇集，而不是一家报纸的名称；它是手抄的，不是印刷的，孙樵“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即将得到“数十幅书”的经过和他的感想写在书帛之后；它的传播范围很小，孙樵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文人，曾经为皇帝所重用，他对“开元杂报”尚且如此珍视，一般人恐怕是很难看到的。

然而，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在于，孙樵的文章证实了唐代确有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开元杂报”就是抄件。孙樵到长安后“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做法依旧，只是内容与开元年间不同。开源年间传播的是“皇帝亲耕藉田”、“百僚行大礼”、“皇帝自东封还”一类盛世景象，而孙樵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却是“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一类的政务琐事。两者都是“条布于外者”，没有根差异，因此，孙樵的文章较为确凿、具体地证明了唐代的新闻媒介可能就是“开元杂报”一类的传抄材料。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开元杂报”的原件，但根据孙樵的这篇文章，专家们考证断定：孙樵称之为“开元杂报”的"数十幅书",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原始形态报纸，且每天发布，从孙樵所说的“系日”和“日见”可知。

开元杂报是一种从官文书中游离出来的传播媒体，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还不是官方统一审定发布的，和邸报还有很大差别。虽然还残留着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十分类似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新闻信”，但比“新闻信”早诞生约八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