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贤王：zuǒ xián wáng

蔡文姬（约177年—约239年）名琰，原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董卓死后，她被带到南匈奴，嫁给左贤王，并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

研究“左贤王”，首先遇到的就是与这个官号有关的语言问题。从汉文典籍记 载的匈奴官号可知，匈奴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适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民族特色鲜明的职官体系，各个职官都有匈奴语称谓。由于语言的差异，匈奴族的各级职官是无法一律用汉语意译的。所以，有的官号是汉人依据自己的理解，在衡量其地位或职权后意译的。比如“太子”，这是中原政权对帝位继承者的称呼，但也出现在记载匈奴历史的史料中，所指也为匈奴单于的继承人。还有一些是用汉文音译的，如“单于”、“谷蠡”、“且渠”、“薁鞬”、“当户”、“温禺鞮”等等。而“大将”、“相邦”、“都尉”等则是直接对中原政权官称的挪用。

那么，“左贤王”是音译还是意译呢？由于反映匈奴语言的资料极少，解决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贤’与‘谷蠡’一样是匈奴语的音译。”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是音译，也应译为“左屠耆王”，因为史书有“匈奴谓贤曰‘屠耆’”的记载。所以，对于“左贤王”应当如何理解，还应进行深入分析。

在匈奴职官中，“左”为常用字，与“右”字官相对。如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日逐王，直至魏晋时期的匈奴十六等王都是左右之分。而匈奴尚左，史学界已有共识，“左”字官比“右”字官尊。史载“其坐，长左而北向”以左为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匈奴人对于左右是如何界定的，即面朝北的左为尊，还是面朝南的左为尊？“北向”说明是面朝北，“长”为年龄长者，引申为位高者、上级，长者为尊坐于面朝北的左边。面朝北的左边是西，右边则是东，如此推理西比东更尊贵。但实际上，对于匈奴来讲，东方比西方更尊贵。“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单于每天祭拜东方出升的太阳，东方比西方要神圣。除单于以外，统治地位最尊贵的左贤王被分封在匈奴单于庭的东方，左而东的布局体现了匈奴统治地位的高低，但此左而东是面朝南为前提的。由此看来，只能理解为匈奴人座次的尊左与各部分地的分布及职官体制的尊左是两回事了。匈奴尚左的习惯与中原有别。在古代，中原政权官职以右为尊。但古代车骑以左为尊，不论面朝东南西北哪个方位。

关于“王”。匈奴政权中有“王”这一官称，“而不是汉朝史官参照中原体制的比附”。匈奴有封王制度，王有大、小之分。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就是相对于“名王”、“裨小王”的大王。从表面上看，匈奴政权的统治架构是以孪鞮氏为核心，但其实质则是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分配财产、权力和地位的，封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各级王都是匈奴最高统治者根据亲疏等利益关系分配或赐予的。从单于的兄弟子侄、原始部落的族长、某个地域或边塞的统治者，到对匈奴有特殊贡献的人等。单于的亲子弟起初被明确封为四大国、四等王，南匈奴时加上“六角王”，扩封为十等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单于的子弟被分为十六等了。其他如浑邪王、休屠王、丁零王，卢绾被封为东胡卢王、李陵被封为右校王等。所以，“王”非中原人附会加上的，否则汉朝史官是无法区分什么官职前应加王，什么不加。匈奴不仅有王还有侯，如于粟置支侯——“匈侯贱官也。”与匈奴大体同俗的西域各族，如大宛、大月氏、乌孙等族，其职官中也有副王、辅国王、辅国侯等王、侯，先不论谁受谁的影响，仅从有很多相同职官名称如相、且渠、大将、都尉等现象即可以印证匈奴职官体系的此构成特征。遗憾的是史书中未提及匈奴语的“王”如何读。

经分析可知，匈奴族有方位词、有“王”号，“左贤王”中重要的一词“贤”又有相应的匈奴语，汉人也能完全明确它的所指，所以这一官号是完全的汉文意译。匈奴人自己也是这样称呼的，在与汉帝的交涉文书中，自称“右贤王”，或者至少认可汉语对此的翻译。

另外，在有记载的46 位匈奴单于中(除五单于争立的前58年～49年时期)，可能以左贤王身份继承单于位的还有13位，即老上、军臣、乌维、詹师庐儿、伊伐於虑鞮、醢僮尸逐鞮南、丘 除车林鞮、湖邪尸逐侯鞮、万氏尸逐鞮、乌稽候尸逐鞮、去特若尸逐就、伊陵尸逐就、屠特若尸逐就诸位单于。之所以认为他们可能是左贤王的身份，是因为他们即位的情境比较顺利，史书记载也简单。所涉及的与单于继承有关的先单于遗愿，用事大臣、国人会议和即将即位的左贤王的能力、年龄等综合因素都比较合乎匈奴的常理，没有因大的分歧而引起波折。

史载，“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其左贤王最贵，唯太子得居之。”[4](卷97，《北狄·匈奴传》P.?)左贤王通常被指定为单于的第一继承者，故其地位之尊也仅次于单于。在《史记》、前后《汉书》及《晋书》中，较明确记载的左贤王至少有29位(如表所示)。其中明确以左贤王身份继承单于位的有13位，他们分别是冒顿、狐鹿姑、虚闾权渠、呼韩邪、搜谐若鞮、车牙若鞮、乌株留若鞮、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乌达鞮侯、蒲奴、丘浮尤鞮、安国、亭独尸逐候鞮诸位单于。从总数来看，虽然以左谷蠡王、右贤王、大都尉等身份即单于位的也很多，但都超不过以左贤王身份即位的单于。 能够明确的未能即单于位的左贤王有10位，其他不明(见表)。左贤王不是唯一的继承人，其他的左谷蠡王、右贤王、大都尉也都可以成为单于的继承人，如史书中所说“次第为单于”，只是继承资格的顺序不同。

封任左贤王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左贤王已经继单于位、死亡或封号被夺后，就要改立新的左贤王。被新封的左贤王首先是在位的单于意欲传位的人，一般是单于的儿子，其次是单于的弟弟。如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以左贤王的身份即位后，欲传位其子，便立子为左贤王而杀掉其弟知牙师。狐鹿姑以左贤王的身份即单于位后，就把他的左贤王封号让给了他的弟弟左大将。实际上，此举只不过是出于对左大将能够违背贵人等众人之意让位于他的感激。所以，几年后左贤王先病死，狐鹿姑单于便以其子为左贤王，左大将“子先贤掸不得代”。很明显，狐鹿姑单于更想让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侄子即单于位。同样，呼韩邪单于之后的几个儿子在相继继承单于前都被分封为左贤王，欲以传国。如果新单于不是以左贤王身份即位，并另有左贤王，新单于一般不变更左贤王人选，但也有例外。以右贤王身份篡位的握衍朐鞮单于“凶恶”，不仅将前单于时的重要用事贵人杀害，而且“尽免虚闾权渠子弟亲近”，以自己的子弟近亲代替，被代替的应该也包括左贤王被另立他人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左贤王的封任几乎完全操纵于在位单于的手里，甚至单于还可以随意改变“左贤王”封号的名称。如乌珠留单于在位时，认为左贤王称号不祥，更命左贤王曰“护于”。护于最尊贵，大概是比左贤王更有资格即单于位，所以乌珠留单于授予他的长子为护于。到咸为单于时，又贬护于为左屠耆王。尽管如此，左贤王的继承也要遵循左贤王必须为挛鞮氏家族的兄弟子侄的基本原则。不仅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以及匈奴分裂后的“六角”王和魏晋时期的“十六等王”也必须是单于的子弟，即这些王号是单于子弟的专属。

由于匈奴有“其大臣皆世官”的铨选原则，所以，当左贤王的人选出现空缺时，选择继任者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看先左贤王是否有成年长子，此原则在其他职官的封任中可以找到直接的依据。如握衍朐鞮单于篡位前的右贤王身份就是“代父为右贤王”；壶衍鞮单于的颛渠阏氏父亲曾为左大且渠，后来她的弟弟都其隆也是左大且渠，明显是世袭此封号。狐鹿姑即单于位后，以左大将为左贤王，而后，左贤王不久于世。史载：他的儿子先贤掸不但没有能袭他父亲的封号，反而被贬为比左贤王职位低很多的日逐王。以至当时的国人也认为：应该是先贤掸袭左贤王位，还“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国人非议是因为狐鹿姑单于未按既定的世袭惯例而“自以其子为左贤王”。当然，左贤王的世袭情况，在史籍中尚无直接例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为封任制度的补充，在左贤王无嗣、单于子年少以及有某种特殊约定的情况下，也存在兄终弟继的事例。如壶衍鞮单于在位17年后死去，因其子尚小，一直无法被指定为单于的继任者，所以，被封为左贤王的是壶衍鞮单于的弟弟，即后来的虚闾权渠单于。而糜胥、且莫车、囊知牙斯、乐、舆等几兄弟相继为左贤王则是按照老单于呼韩邪的约定。

首先需要指出，左贤王不在“二十四万骑长”之列，与“万骑长”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其所掌兵权决不止“万骑”。关于匈奴人的兵制，史籍缺漏较严重，对左贤王的控兵数量，只能根据零散的资料略作分析。在与汉朝军队的几次交战中，从左贤王指挥的骑兵数量可以估计出其大概数目。史载：“赵破奴……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匈奴东边的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一起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四、五万人，西击握衍朐鞮单于。”此时正直匈奴被汉朝军队多次打击后的分裂动荡时期，如果不考虑左地兵中未投靠呼韩邪单于的人数，左贤王的军队也未少于五万。级别小于左贤王的右贤王所率军队的数量也是几万之数，降汉的匈奴介和王率楼兰国兵攻打车师时，“匈奴谴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不难看出，左贤王有掌控最少八万骑军队的权力。

匈奴兵制以“万骑”为单位，左贤王的八万军队也应该是以万骑为单位，那么，左贤王有几个“万骑长”呢？万骑长掌控的兵力是“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都是万骑长。“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左大将是左贤王最大的万骑长了，能统领二万人的部队，右大当户是最小的万骑长，掌兵五千。取最大和最小万骑长的平均数，八万正好相当于六个万骑长的总合。所以，左贤王下设六个万骑长。万骑长下设千长、百长等。汉朝军队先后出击过匈奴右贤王和右谷蠡王地，捕获了裨小王十余人、名王、都尉、千长、将等，由此可以推测，左贤王之下也会有更多的名王、都尉、千长、将。同右贤王有浑邪王、休屠王、犁污王一样，左贤王也有各部落王。如东胡卢王、姑夕王等。匈奴分裂后，“四大国”改称“四角”，分裂前的一些名王被确定在“六角”的范围内，六角也都为单于子弟。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于家族有资格分封为王的子弟越来越多。于是，除了原来的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外，又增加了专属于单于子弟的名王名分。为了统治的稳定，他们又不可能同是一个级别。所以，逐渐划分出了区分于四角王的六角王。同为六角王也是有级别的。左贤王下属应有一套“六角”王属官，其他四角王同。从为右奥鞬日逐王的比即可窥得蛛丝马迹，当然此结论有待进一步论证。乌桓自被征服后直至匈奴分裂，基本上为匈奴役属，乌桓处在匈奴东边，属左贤王的管辖范围。比就曾为右奥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所以右奥鞬日逐王为左贤王属官。此属官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有相似之处，只是不知右奥鞬日逐王下是否也有专门分管和征税于乌桓的某都尉。另外，还有被征服的西嗕部落也安置在左地，应该也有管理或监督的职官。

左贤王处还有“左地贵人”，属左地实力派，与单于庭的贵人会议一样，这些人都是左贤王庭的子弟、姻亲和其他姓氏的贵族。他们各有左贤王辖区下的分地、职权，在左贤王这一地方政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重大事务有一定的决定权，如左贤王的封任、调整、变动及对外军事行动等。

匈奴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统治者，都拥有大批的牧民、牲畜和财物。对游牧民族来说，兵力与人口有着直接的关系。“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县也。”[7](卷4，《匈奴》P.？)按此说法，左贤王有八万的兵力，五口出一兵，应该有至少四十万的人口。

由于匈奴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故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主，还有其他的驴、骡、橐驼等。匈奴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等多仰赖这些牲畜。左贤王有多少牲畜，史书中没有提供直接的资料，也只能根据汉朝从其他王国所获的财物状况予以推测。汉将卫青出击匈奴河南地的楼烦王、白羊王，获羊百余万。汉与乌孙兵出击匈奴至右谷蠡王庭，获虏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匈奴的畜牧业以马、牛、羊为主，羊占畜群的绝大多数。楼烦、白羊王属于右贤王下面的小王，畜养着至少百万的羊群。卫青曾捕获右贤王所属裨王十多人，十个这样的小王就有千万只的羊群，正好与同时捕获的“牲畜数十百万”的数字相符，也许楼烦王、白羊王的大部分财产都被汉军掠获。养马业可能尤为匈奴人重视，冒顿单于曾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不仅数量多，种类也不少。左贤王八万骑兵军队，至少有八万匹能战之马，而后备待选的马匹当在此几倍之上。所以，如果以人口平均分配，匈奴强大之时，左贤王所拥有的牲畜总数恐怕至少在千百万以上。

研究左贤王的游牧区域，必然涉及匈奴的疆域，史籍记载的匈奴“各有分地”，也是在其统治疆域内划分的。单于把国家首先划分为四大区域作为四大国分地，四大国又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划分更小的分地给其属下。左贤王游牧区域在匈奴统治疆域的左地。史书中记载，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所以，如匈奴的疆域明确了，就比较容易推断上谷以东的左贤王势力范围了。关于匈奴最强盛时期的疆域范围，目前有几种说法：“东至海，西至葱岭，北至丁零，南及燕、赵、秦……南边界线是分明的，黄河和长城是匈奴、汉朝的界徼”。“控地东尽今辽河，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界长城。”依据谭其骧先生的考订，匈奴在西汉时期的东界疆域为上谷以西，不包括辽河流域。以上几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各有偏差，依据以上各结论均无法确定左贤王的区域范围。

另外，单于庭位置也是研究左贤王活动范围的重要坐标。但遗憾的是关于单于庭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外学者虽多有考订，但多为推测，又因缺乏考古印证，至今也无定论。史实显示，单于及左右贤王、谷蠡王都有相对固定的驻地，如果知道单于庭、各王庭的位置，再确定他们的游牧范围，这个问题就能够比较清晰了。黄文弼先生认为“单于北庭当在鄂尔浑河畔，杭爱山之东麓，哈拉巴尔噶逊附近也”，并主张前后有两个单于庭 。依据谭其骧先生的考订，单于庭在今天的乌兰巴托附近。以上的推测与史书中交代的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境)与代郡(今河北蔚县附近)的正北方向都不相符。而单于亲自将兵的活动地点大致就在这个区间。冒顿纵精兵三十余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和军臣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的马邑事件即可为证。所以，还不能轻易否定史书的记载。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从匈奴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和战争情况推测左贤王地域的大致轮廓。

在汉破匈奴左地之前，匈奴经常侵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等地，杀略汉百姓甚至杀死郡太守。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匈奴数岁不敢入侵右北平。可以大致断定，上谷以东的这些行动多是左贤王所为。霍去病从代郡出塞二千余里，穿越大漠，与左贤王接战，得左贤王首虏七万级。随后，霍去病封于狼居胥山。狼居胥山应是在单于从赵信计度漠北移后左贤王占据的地域附近。汉大破匈奴左地后，原来役属于匈奴的乌桓被汉迁居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汉侦察动静，并置乌桓校尉，“使不得与匈奴交通”。由此看来，从上谷到辽东这一带以北以西都是属于左贤王的匈奴人。乌桓暂时摆脱了匈奴的役属，同时也结束了匈奴对这一带的入侵，“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王庭”应为左贤王王庭，非单于庭。如果是单于庭，史书就会直接写单于庭，而非王庭，因为史书对此一直是记载很明确，交往频繁的两族把不多的政治中心——单于庭和王庭混淆的可能性不大。再者，此记述是紧继票骑将军大败左贤王的事件之后。由以上所述可以推知：左贤王分地的南边边界最多不会超过今河北北部、原热河平原及辽河下游一带，基本与东接秽貉、朝鲜的史载相符。

儿单于时期，“单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匈奴整体向西北方迁移并加强西部的力量，迁移的幅度很大，尤其右方兵。儿单于立一年即死，右贤王被匈奴贵人立为单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方的军事实力不断强大，被匈奴贵人会议信任。益西北后的左贤王活动范围大致在原单于庭所在位置，正南对着汉朝的云中。此后，汉与左贤王接战就从雁门出塞了而非东边的代郡、右北平等塞。而东边仍与乌桓为邻。如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丁零乘弱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匈奴遂大弱，诸羁属者皆瓦解。乌桓攻击匈奴东边姑夕王，姑夕王恐单于问罪，即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新单于。姑夕王在匈奴的东部，左地，属左贤王下的小王。后来又出现乌桓杀匈奴税使及其官属的事件，单于遣使发左贤王兵入乌桓攻击之。匈奴颇杀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安置在左贤王地。在匈奴即将分裂时，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由此来看，匈奴不断与乌桓在漠南进行拉锯战，乌桓只是取得短暂的胜利，匈奴左贤王也一直未彻底放弃对乌桓的羁縻和役属，直到匈奴分裂。乌桓的活动范围就是左贤王分地南界与中原郡塞的过渡带。

左贤王的活动范围最北到了余吾水、郅居之水，史书有明确记载。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李广利派一将带领二万骑渡郅居水，与左贤王左大将接战。这也是匈奴整体西北迁移后左贤王所达的活动范围。

综合以上分析，匈奴分裂前左贤王分地的大致范围是在云中以北以东、辽河下游以北以西之间，最北曾达狼居胥山、余吾水、郅居之水。左贤王对分地内的牧民、牲畜等财富具有绝对控制权，迫使牧民和牧地内被征服的部族、部落定期或不定期地缴纳一定数量的牲畜作为赋税，并对他们实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