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状态下思考并且负责任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动和不确定，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掉和破坏掉一切。正如肖开愚在强调“中年写作”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诗歌写作如此，整个知识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求错集》，“论坛的形成”，1998）
对于竹内好来说，“政治正确性”几乎不具有意义。任何从先验的预设进入的问题，与他都是虚假的；同时，任何基于现实事件的推理，也都是他所无法忍受的。他从一开始进入学界时就强烈地反对所谓“学者”立场，主张“赤手空拳”地面对问题，这包含着竹内好一生都不曾背叛过的工作伦理，这就是在理论思考和现实行动之间建立一个思想的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工作。（《主体弥散的空间》，“在理论思考和现实行动之间”，2002）
沟口最有论战性格的论文集当属《作为方法的中国》和《中国的冲击》，这两部著作贯穿了一个基本的视野是，今天我们尚未建立有效解释中国的模式，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揭示中国原理的特殊性，同时也把西方原理“特殊化”。西方并不等于世界，它的历史解释只适用于其自身。当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视野时，世界史才会形成。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沟口曾经说过，李卓吾走在他的时代前面。我相信这也是沟口雄三的命运。他领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我们看得见却无法赶上。也许有一天世界史翻转现有的格局，知识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精神营养，那时我们才能理解，过早失掉了沟口先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送别沟口先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