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于1830年到1834年间在枣强任职，前后不到5年时间，但他去职后，枣强的百姓却一直在怀念他。枣强土地肥沃，较周边各县富足，富翁也多，但这些富翁之间经常为利益发生摩擦，以至打官司。而一些小人则在其中挑拨离间，以冀分得一杯羹。所以任增上任之初，积案如山，诉讼不断。任增洞察秋毫，晓之以理，在办案过程中严明纪律，首先自己做到不吃请不受贿，不偱私情，谈笑间就很快处理了各种诉讼。此后民风渐淳，富翁们也都保全了自己的财产。

当时枣强还有一个弊端，即里长、保正巧立名目，征收赋税。老百姓自己在家里织了不足一匹布，纺了不到一斤线也要上税。因为税额较小，老百姓也就忍了，所以官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任增到民间走访了解到了实情，立即取消了这些苛捐杂税，严厉禁扰民。任增还建了普济堂，施衣施粥，收养没有生活能力的孤寡贫民，造福一方百姓。

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山东寿张爆发了以王伦为领袖的“清水教”起义，义军北上，攻占临清，距枣强只一日之程，城内官吏和商贾士民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准备弃家而逃。此时任增因为在宛平任期内修建营堡报册逾期而被免去枣强知县，继任者也已到任，按理说任增可以携家眷名正言顺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任增毅然决定留下，他说：城内只有一典史、一把总，士兵不过数十人，肯定不能御寇。新任者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我一去，则民必散；民一散，则贼必乘虚来据城；城陷，而此城不可为矣。吾宁与城存亡耳！”于是部署兵力守城，与新任者分工合作，各守一方。过了一个多月，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任增才放心地赴京述职。幸好吏部未详加追究，又把他派到山东禹城做知县去了。

巧合的是，任增的儿子任衔蕙后来也被任命为枣强知县，政绩也很卓著，枣强百姓高兴地说：“公有子也。”

任增与纪晓岚是同榜登科的进士，在重修枣强县志时，纪晓岚欣然撰写了《枣强知县任公传》，任增去世后，又亲自撰写墓志铭，称赞任增“意气豪爽，胸怀坦白。……每酒酣耳热，议论飙发，四座耸动，觉光明磊落，鄙吝之意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