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自号蝶庵居士。张岱晚号六休居士，明末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爱繁荣，好山水，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石匮书》以终。 明末清初文学家、散文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huán）文集》《石匮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等绝代文学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抒发了他对故国乡土的追恋怀念之情。《于园》已被收录于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课本中。

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

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陶庵梦忆三世藏书》）顺治三年（1645）避兵入山，仅携带数箧书籍而行。而所存者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烟；又用图书做甲盾，以当箭弹。40年所积，荡然无遗。

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耀芳“教习小蹊，鼓吹戏剧。”（《家传》）到张岱这辈，则“主人精赏鉴，延师课戏，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陶庵梦忆过剑门》）他拜师学琴，习曲三十余首，指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同上《绍兴琴派》）并“结丝社，月必三会之。”（同上《丝社》）张岱仲叔联芳，“能写生，称能品”，与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辈“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鉴赏，“所遗尊?、卣彝、名画、法锦，以千计。”（《附传》）张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种种文物古玩之题铭，诸多磁窑铜器之品评，确为行家里手。

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佞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这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挑战。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子在对社会不满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标榜高雅清逸，悠闲脱俗，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着意营造赏心悦目、休闲遣兴的艺术品味，在玩赏流连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他们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号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焚膏继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如果说前者主要表现他们的避世玩世的话，那么后者主要发泄他们的傲世愤世。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决定了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的主要内容。

张岱有泉石膏肓，痴于山水，癖于园林。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标榜清高，避世脱俗的一种方式。无论山水，还是园林，张岱都崇尚清幽、淡远、自然、真朴。这种审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中。他认为“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并为当初“鹿鹿风尘”，未能应召赴隐而“至今犹有遗恨。”（《西湖梦寻·西溪》他赞赏筠芝亭“浑朴一亭耳。太仆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内，亦不设一扉一槛，此其有意在也。”（《陶庵梦忆·筠芝亭》）他欣赏献花阁上有“层崖古木，高出林表”，下有“支壑回涡，石拇棱棱，与水相距。阁不槛，不牖；地不楼，不台，意正不尽也。”后来“五雪叔归自广陵，一肚皮园亭，于此小试。台之，亭之，廊之，栈道之。照面楼之侧，又堂之，阁之，梅花缠折旋之。”张岱对这些弄巧成拙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未免伤板，伤实伤排挤，意反局嵴。”（《陶庵梦忆·献花阁》）在《陶庵梦忆·范长白》中，他认为“地必古迹，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学问。但桃则溪之，梅则屿之，竹则林之，尽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篱下也。”一亭一榭，一丘一壑，布置命名，既要体现主人的儒雅学问，又要体现他的艺术个性和意趣情韵。这正是张岱的山水小品所追求的美学品位，也是他品诗论文的标准。

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出自《自为墓志铭》）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博洽多通，经史子集，无不该悉；天文地理，靡不涉猎。虽无缘功名，却有志撰述。一生笔耕不辍，老而不衰。所著除《自为墓志铭》中所列十五种之外，还有《王郎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后集》《奇字问》《老饕集》《陶庵肘后方》《茶史》《桃源历》《历书眼》《涫朗乞巧录》《柱铭对》《夜航船》、杂剧《乔坐衙》、传奇《冰山记》等共三十余种。其中《夜航船》一书，内容殆同百科全书，包罗万有，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条目。张岱涉猎之广泛，著述之宏富，用力之勤奋，于此可见。而他与一般玩物之纨绔、玩世之名士的畛域，也于此分界。

张岱对于自己的才高命蹇，是不胜其愤的，并将其愤世嫉俗之情，寓于山水：以绍兴府治，大如蚕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灿若列眉，尚于八山之外，犹遗黄琢。则郡城之外，万壑千岩，人迹不到之处，名山胜景，弃置道旁，为村人俗子所埋没者，不知凡几矣。（出自《黄琢山》）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埋没者，不可胜记。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烟凑集之中，仅隔一垣，使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反举几下顽石以相诡溷。何山之不幸，一至于此。（出自《峨眉山》）

这两段文字，一则言名山胜景被埋没之多，另一则言其被埋没之易。在反复回环的议论感叹之中，发泄了他不遇的憾恨和对世俗的鄙薄，深得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骚体之精髓。但宗子毕竟不同于宗元：“山果有灵，焉能久困？余为山计，欲脱樊篱，断须飞去。”（出自《峨眉山》）他比宗元多了一分自信，多了一分诙谐。

张岱品诗平文论艺，以冰雪为喻，崇尚生气、真气。他说：“盖文之冰雪，在骨，在神。”“若夫诗，则筋节脉络，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气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则其诗必不佳。”（《一卷冰雪文后序》）“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与何紫翔》）他品评诗文，还崇尚空灵。认为冰雪之气，“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一卷冰雪文序》）“故诗以空灵，才为妙诗。”然而他所崇尚的空灵，并非“率意顽空者”，而是必须“以坚实为空灵”的基础：“天下坚实者，空灵之祖。故木坚，则焰透；铁实，则声宏。”（《跋可上人大米画》）所以他又推崇真实切近：“食龙肉，谓不若食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谓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张子说铃序》）这样的美学追求，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使他的小品“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祁豸佳《西湖梦寻序》）这是一种既世俗又儒雅，既真切又空灵的境界。

张岱认为诗文书画的创作，均不能有作意，不能刻意为之，强求其好：“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佳。”“由此观之，有诗之画，未免板实，而胸中丘壑，反不若匠心训手之为不可及矣。”（《与包严介》）“天下之有意为好者，未必好；而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心落笔，骤然得之。如王右军之《兰亭记》、颜鲁公之《争坐帖》，皆是其草稿，后虽摹仿再三，不能到其初本。”（《跋谑庵五帖》）而应该是“瓜落蒂熟，水到渠成。”（《蝶庵题像》）而其论选诗，则批评其族弟张毅儒的《明诗选》“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主张“撇却钟谭，推开王李”（《与毅儒弟》），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创作能在广泛师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风格。他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他能兼取诸君之长，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祁豸佳《西湖梦寻序》）当然，如上所述，张岱的山水小品，还有柳宗元的骚怨，这是祁氏所未曾道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