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众戏剧社成立几乎同时，陈大悲根据汪优游所说的“西洋的Amateur”，提出了“爱美的戏剧”。（英语 Amateur的音译，意为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并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发表了《爱美的戏剧》的长文，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要望有好的戏剧出现，只有让一般不靠演戏吃饭，而且有知识的人，多组织爱美的剧团，来研究戏剧。不然，就绝对没有希望。”在这里，陈大悲所提倡的“爱美的戏剧”和前面讲到的汪优游所宣扬的小剧场运动，目的虽然一致，性质却不相同。小剧场运动更侧重于“非营业”性质，但并不排斥头脑清醒而具有舞台经验的职业剧人参加。“爱美的戏剧”则强调“非职业”的性质，要求从演员、剧团到演出都是职业戏剧界以外，不靠演戏吃饭的人，其中主要是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们组成，这种主张无疑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群众性，但其完全排斥职业戏剧的做法却并不可取。爱美剧提出的非职业主张恰好适应了当时正在学校兴起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的需要，于是“爱美剧”的口号遂即迅速传播，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运动，完全取代了民众戏剧社小剧场运动的影响。

在民众戏剧社的倡导下，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南方以上海为中心，“爱美剧”热潮波及全国。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都有时起时伏的群众业余戏剧活动。

二十年代初，学生“爱美剧”运动打破了因为文明戏的没落而形成的新剧舞台沉寂的局面，成为“五四”以后创造现代话剧的重要实践。其活动中心在北京，主要人物是陈大悲和蒲伯英。

陈大悲（1887—1944）又名陈听弈，浙江杭县人，“五四”前夕从日本进修戏剧回到北京，立即积极投身到学生演剧的热潮中去，一面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旧剧和文明戏，一面则经常到大、中学去组织学生演剧活动，帮助排演并撰写现代话剧剧本。其中发表于1920年的《英雄与美人》和《幽兰女士》，成为许多学校剧团常演的剧目。陈大悲参加民众戏剧社后，一方面得到汪优游倡导“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启发，同时也显然受到学生演剧活动的鼓舞，提出了“爱美剧”的口号，并专门应各处学生演剧团体通信询问演剧方法的需要，编译了《爱美的戏剧》一书。

蒲伯英（1875—1935）别号观场，止水，四川广安人，光绪进士。“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潮影响，他创办的《晨报》曾是宣传新文艺的阵地。他热衷于戏剧活动，不仅对新剧事业资助颇多，而且撰写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戏剧理论文章。如当陈大悲大力鼓吹非职业的“爱美剧”并得到广泛响应时，蒲伯英却一反众议写了《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一文与之辩论，他指出：戏剧界的空气污浊，是人的原因而不是戏剧职业本身的原因，关键在于人的品性、道德和对艺术有充分的研究与经验。而职业的戏剧既不同于“爱美的戏剧”，也不同于营利的戏剧；它以追求艺术上的专精为主要目的，并以专精的艺术求得生活上的报酬，再以这报酬助长其艺术的专精。因此从长远看，“要戏剧能够改良进步，都非极力提倡职业的戏剧不可”。

1922年1月，民众戏剧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到北京，为进一步联合全国爱美剧的剧社，掀起全国性的“爱美剧”热潮，陈大悲联络蒲伯英等在民众戏剧社的基础上扩建了新中华戏剧协社，征收了四十八个集体社员，二千多个个人社员，并接收了原民众戏剧社的《戏剧》月刊，在北京续出第二卷，广泛报道各地“爱美剧”活动的发展，刊登剧作、剧论。一时间，以北京为中心的“爱美剧”运动盛况空前，而文明戏班子则几乎销声匿迹。

1923年以后，“爱美剧”的演出活动突然冷落下来，其原因是陈大悲所倡导的那种完全排斥职业戏剧的“爱美剧”运动，虽然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特点，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与之相应的缺陷。如剧社组织方式的临时性和非正规性，常使演出活动旋生旋灭，真正以此为业，专心钻研艺术的极少，演出水平每况愈下，这与陈大悲倡导“爱美剧”的初衷南辕北辙。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提高“爱美剧”的演出质量，陈大悲修正了自己戏剧运动的路线，着手酝酿建立戏剧专门教育，组织非营利的但却是职业的戏剧团体。这一想法正是蒲伯英在民众戏剧社时代早就坚持的意见，因此立即予以响应，二人合作开始了筹建一所私立戏剧学校的工作，这就诞生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爱美剧运动倡导人鲁迅

1922年冬，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正式成立。它由蒲伯英自酬资金主办并担任校长，陈大悲任教务长，聘请了文化界名人如鲁迅、周作人、梁启超、徐半梅、孙伏园等任校董。学校以“提高戏剧艺术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男女兼收，不分科系。学生入学后，学费、书杂、膳宿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务使学生集中精力钻研艺术，成为“能编剧、能演戏、又要能播种”的通才。这样的教育方针应该说是切合话剧初创时期的需要的。

1923年5月19日，人艺剧专在新明剧场举行了第一场演出，剧目有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其中的女主角林雅琴由该校惟一的女学生吴瑞燕担任，成为中国话剧男女合演的最初尝试。此后每逢周末人艺剧专都有公演，先后共举行了十四次，演出的大多是陈大悲的剧本，除《英雄与美人》外，还有《幽兰女士》、《说不出》、《良心》、《爱国贼》等。蒲伯英也写了《阔人的孝道》与《道义之交》二剧上演，这使他们成为当时北京剧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和团体。

人艺剧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与帮助，但学校中实际主持教学业务的只有陈大悲一人。由于学识的局限和沿用旧戏班的办法办戏剧学校，教学内容、方法，都不得体，再加上经济管理的不善，逐渐激起了学生的不满。他们抗议把剧专办成变相的文明戏剧团，闹起了“驱陈”风潮，致使剧专开办不到两年就因内部矛盾而宣告停办了。

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从民众戏剧社到“爱美剧”运动，再到人艺剧专的活动，明显地反映了它的建设者们自觉要求自我超越的过程。民众戏剧社以明确的理论纲领，提倡严肃的为人生的艺术，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初创期，起了重要作用，但它缺乏积极的舞台艺术实践。“爱美剧”和人艺剧专将注意力转移到舞台实践方面，强烈要求改变或弃绝文明戏的演出形态，赋予话剧艺术以独立的现代戏剧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它是弥补了民众戏剧社的不足。但它们的弱点是缺少开阔的戏剧视野与观念，难以摆脱文明戏本身的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和旧有趣味的束缚。因此陈大悲和蒲伯英等人，尽管对开创中国现代话剧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和贡献，但怎样彻底摆脱因袭的重担，完成新的超越，就显出了他们的局限性。

文学革命后欧阳予倩、洪深、顾仲彝等人创办了“戏剧协社”等业余剧团，时称“爱美剧”，当时这算是最时尚的事，牵着年轻人的崇拜和狂热的心，而最最领风气之先的是那些在台上演出的演员。他们自己写剧本，改编别人的剧本，甚至编导客串角色，他们的乐趣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喜欢的东西——倘若现实中还没有，或还不成熟，就去创造它完善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年代初，素有传统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并且成为这一时期话剧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女校，交通大学，民国大学，师范大学，政法专科学校，北京高等师院，女高师等院纷纷成立业余剧社，每逢活动都举行演出，吸引广大师生和社会上的戏剧爱好者。

1921年11月，北京学生业余剧团的联合组织北京实验剧社（李健吾主持)成立。

1922年1月上海民众戏剧社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拥有48个集体社员，2000多个个人社员）。

1922年冬，在蒲伯英，陈大悲主持下，创办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鲁迅，周作人，梁启超等均被聘为校董事。这是第一所培养“预备将来以戏剧为职业的”“专门的戏剧人才”的学校。

1925在于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的主持下，恢复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了戏剧系，这是第一个国立的戏剧机构，戏剧艺术由此进入了国家高等教育。后来在田汉的主持下，又在南国社基础上，创建了上海艺术大学与南国艺术学院。

上述演出，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一时期所提倡的"小剧场"运动的艺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