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技术进步归结为积累的结果
把技术进步归结为
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把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
物质资本的积累,产出以净
投资率增加(切米利 Chamley,1986.卢卡斯Lu-CaS,1990);把技术进步归于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积累主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支出和时间投入实现。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的生产可分为二种情况,一种是二者生产技术相同(Barro,1992),另一种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生产采用不同的技术,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
技术进步采取了投入品质量提高的形式
技术进步采取了新的投入品(中间产品)和投入质量提高的形式,研究和发展(R&D)上的投资生产了质量更好,生产力更高的投入品,这样旧的投入为新的投入所取代,产出得到提高。(罗默,Romer1989)。
技术进步具有外部性
一个企业的投资导致的
人力资本积累和
物质资本积累,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从一个企业流向其它企业,一个国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也是这样,当代的
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跨代的效应,这些都可以对产出的增加产生影响。
在新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最优税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
最优所得税问题,包括
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及其相互关系。
1986年,切米
利率先提出,在长期——在这里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如果为有限期界,则结果大为不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应为零。因为对资本所得课税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所得应课以正税,因为劳动所得税只能产生期内劳动与闲暇选择的扭曲,这和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Atkeson,1999年)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
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其积累与
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
技术进步的基础,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
增长率(金King,雷贝洛Rebelo,Picorrino,1993年,雷贝洛,1991年,皮科尔多,Picorrino,1993年等),所以,长期中,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
税率都应为零(巴尔,Bull,琼斯等,Jones,1993年,1997年,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对上述结论的研究包括二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对
资本(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所得减税的增长效应。卢卡斯(1990年)的一个
封闭经济的
内生增长模型假定
人力资本生产中物质资本的份额为零,即人力资本生产完全由人力资本投入而实现,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当取消对资本所得课税时,
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分别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分别为60%、6%和5.5%),但经济增长率没有变。金和雷贝洛的模型则假定
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生产中的份额为三分之一,当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
税率下降时,不仅资本存量和
福利水平有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这表明,模型假设中的
人力资本生产和物质产出的生产中要素比例对分析的结果有很大影响。卢卡斯(1988年)得出,当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份额不同时,最优
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的课税比例取决于二者生产中的相对人力资本密集程度。
皮科尔多把作为
中间投入品的物质和
人力资本同最终消费品区别开来,当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的生产与最终消费品生产中存在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时,其相对高低就影响到人力资本和物质
资本所得的最优课税问题。如果资本生产中
物质资本密集度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对劳动所得的课税应超过对
资本所得的课税,反之,应对物质资本所得课征较多的税。当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发展产生的中间品共同作为增长的动力时,有模型显示(埃纳森等,Einarsson,1997年):减税产生显著的福利增加效应,而且中间品模型显示出更大的
福利效应。如,劳动所得税或
资本所得税下降10个百分点(从25%到15%),中间品模型中,
福利水平分别增加19.01%和16.4%。
其二是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由于
新增长理论没有得出关于最优税制问题的确定结论,经验检验显得尤为重要,但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税率和增长无关(坦兹,Tanzi,2000年)。这表明立足于增长效应基础上的最优税制理论还有待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