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本刘申受《述何》、于庭《发微》说，以《公羊》义释《论语》，谓：“郑康成、何劭公皆注《论语》，而康成遗说今犹存佚相半；劭公为《公羊》大师，其本当依齐论，必多七十子相传大义，而孤文碎句，百不遗一，良可痛也。魏时，郑仲、何晏、包咸、王肃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说，为之义流，虽旧说略具，而诸家之说因此亡佚矣；遂使圣绪就湮，经义晦塞。”乃博稽众家，皆隐括《春秋》及五经义例，为书二十卷，凡三易稿始成。以于庭治《管子》，复成《管子校正》二十四卷。精博过洪氏颐煊。又先世藏颜习斋先生书，为李刚主所赠，读而好之；既求得两先生传状，始惊叹以为颜、李之学，周公孔子之学也；当旧学久衰，奋然欲追复三代教学成法，比于亲见圣人，何多让焉；借其湮没不彰，则条次言行及师承，作《颜氏学记》十卷。

是时，湘军甫克金陵，公卿慕儒术者，多伪托宋学以投时尚，博声誉。独君客游江南，其所讲肄，多与世违，辄落落寡合，竟以此弗克伸其志，常绘梦隐图见意。然顾留心兵农礼乐诸务，晓然于民生利病所在；慨民柄之不申，嫉国政之失平，每谓：“舜禹有天下，咸与天下井之，未常以己意与其间。”更谓：“毁生于造恶，誉生于造好，惟验以民言，斯好恶出于公。”其精理料言，迨一于《论语注》发其微焉。喜讲习斋、亭林遗书，以表潜阐幽为己任。于明儒书刊禁目者，只字残篇，珍若拱壁。尤留心明末纪载，拟辑《续明史》一书未就。借中道遽殒，年止三十有七。生平不作徒隶书，点画悉本小篆，见者目为江艮庭复生。并精校勘。于诗，工五言。

戴望的著作主要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等。

戴望（1837~1873），字子高，德清城区人。4岁丧父，从小孤苦，发愤读书。9岁师乌程程大可，授读《周易》、《尚书》，正文字、明音读，奠定汉学基础。14岁得祖藏颜习斋书，读后惊叹，乃广求颜氏遗书。清咸丰七年（1857）至苏州请业于陈奂，得声韵、训沽经师家法。复从宋翔凤受《公羊春秋》，研究西汉儒说，专心治经。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南京设金陵书局，聘为编校，校勘周秦诸子。时会稽赵之谦以颜元、李士泰书相赠，遂重研性理之学。后与瑞安孙治让结为学侣，考订金文。孙氏云：“滔此学惟先生知之最早，亦爱之独深。”古字颇具根底，生平作书，点画都据小篆。同治八年，著《颜氏学记》10卷。梁启超曰：“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此外，著有《论语注》20卷，《管子校正》24卷，《滴麟堂遗集》4卷。戴治学严谨，不畏权势。在金陵书局与曾国藩论经学，意见不合,便拍案大骂：“曾涤生如此不通，也配谈经?。曾笑而避之，曰：“子高又发疯了！"他日又相争如故。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同治十二年二月去世，年37岁，归葬湖州仁王山东麓。

戴望出生于书香门第，少时“好为辞章”之学。十四岁时，读了清初颜元的著作，于是“始惊叹颜李之学，周公、孔子之道也”（《颜氏学记序》）。后至苏州，谒见当时著名汉学家陈奂，通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又师从今文经学家宋翔凤学《公羊春秋》，遂研精覃思，致力于今文经学的研究。

戴望编撰《颜氏学记》，认为颜元的主要思想一是反对宋明理学的无用；二是推尊孟子性善论，批评理学家把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三是尊奉儒家的经世实学的传统。在上述三点中，戴望尤其关注颜元的人性论学说，不仅认为性是善的，而且认为性之所以为善，主要来自后天的“习为之”，从而发展了颜元囿于人性本善的思想。

作为今文经学家，戴望比龚自珍、魏源更注重“今文师法”，但他并不排斥古文经学，如他盛推皖派大师戴震为“本朝儒者第一”，对吴派“凡汉皆信”的原则也表赞赏，甚至对古文经学博闻强记，由审音、识字、辨义以通经的治学方法，也颇为赞许。戴望对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他混淆古今文的界限，他推崇的仍是常州公羊学派的刘逢禄和宋翔凤。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戴望撰《论语注》，以今文经学说诠释《论语》，他在刘逢禄、宋翔凤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戴望严立《公羊》学的门户，旨在重新确立何休关于《公羊》学说的解释在学术上的权威。这虽然能提高清代今文经学的学术独立性，然而也同样加深了近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戴望的今文经学研究，尽管有其现实内容，但他的研究却始终没有超出经典校勘注释的范围。戴望研究今文经学，企图“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而“通经致用”，然而他短促的一生，却仍然未能超越“通经”的努力，留给后世的也只有《论语注》能代表他的经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