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最先放眼世界的人，他搜罗人才翻译外国书刊。 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所著的中国认知海外第一书《海国图志》中的至理哲言。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和巡抚的幕僚，也是当时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

魏源在书中写道，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其在《原叙》中如是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出自《海国图志》第6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后来严复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官》、《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较为系统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介绍到中国来。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寻求御侮强国之道

后来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制西方——以彼之道,还之彼身

是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

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偶、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róu）躏（lìn）。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奋发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他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不说空话、大话，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那么中国就一定能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成为像欧美那样的富强国家。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