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诗别裁集》中不乏反映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作品。

写了连年起刀兵给生灵带来的疾苦：“兵戈二十载，枯骨尚如麻。中岂无才智？生原有室家。啼鬼皆白昼，掩■仗黄沙。何处烦冤尽，观空仰法华。”悲悯之意发人深思。沈德潜评语为“仁人之心，仁人之事，仁人之言。”借评诗宣扬了儒家“仁学”思想。

呼吁朝廷要休兵薄敛，拯黎民之苦：“朝廷宽大重生息，群公固合哀愚蒙。揭竿扶丈尽赤子，休兵薄敛思须终。”其诗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揭露了李言的部下抢夺人妻的残劣行径，诗中写道：“浮萍寄洪波，滔滔东复西。兔丝附乔柯，袅袅复离披。兔丝断有日，浮萍合有时。浮萍语兔丝，离合安可知？健儿东南征，马上倾城姿。轻罗作障面，顾盼生光仪。故夫从旁窥，拭目惊且疑，长跪问健儿，母乃贱子妻。贱子分已断，买妇商山陲。但颁一相见，永诀从此辞。相见肝肠绝，健儿心乍悲。自言亦有妇，商山生别离。我戍十余载，不知从阿谁。尔妇既我乡，便可会歧路。宁知商山妇，复向健儿啼。本执君箕帚，弃我忽如遗。黄雀从鸟飞，比翼长参差。雄飞占新巢，雌伏思旧枝。两雄相顾诧，各自还其雌。雌雄一时合，双泪沾裳衣。”这首诗以哀婉动人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人生悲剧画面，沈德潜评曰：“状古来未有情，以比兴体出之，作汉人乐府读可以。无书无笔人不敢道一字”，充分肯定了这首诗在继承汉乐府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国朝诗别裁集》中所选作者的专集有不少很难觅得，有的已经失传，一些作品藉这部书得以保存。尤其卷三十一中全部收入当时妇女所作的诗，对于研究当时妇女的思想、心志以及日常生活，均极有价值。这也反映出了编者“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的选诗标准，值得后代选家注意。集中还有沈德潜的大量评语，其中有一些颇有价值，不失为一部研究清诗的重要史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国朝诗别裁集》修订本刻成。沈德潜乘进京给皇太后祝寿之际，把修订以后的诗集呈给乾隆帝“御览”，并请乾隆作序。没想到这一次却激怒了乾隆。原因是该集以被乾隆斥为“身事两朝，有才无行”的钱谦益居首，乾隆以为“有乖千秋公论”。

此外，曾被雍正皇帝斥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居然也忝列集内。更让乾隆不能容忍的是，其叔父慎郡王允禧在集中被直书其名，不加避讳，置于妇女、僧道之前。而且书中“体制错谬及世次前后倒置者，亦复不可枚举。”

乾隆遂下诏命内廷翰林删改重编，仍定三十二卷，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钱名世、屈大均等人之作尽行删除。同时命将原刻两种版本（初刻三十六卷、重刻三十二卷）的版片尽数销毁，以防民间流传。自此，《别裁》一书即成为禁书。乾隆三十四年，弘历特命两江总督高晋去沈德潜家中查看有无钱谦益诗文集，未得到证据，遂作罢。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又谕江苏巡抚杨魁，命其查察初刻、重刻两种《别裁》板片的禁毁情况。并说：“如未经销毁，即委员将板片解京，并将未经删定之刷印原本一并查明恭缴。”这一次行动直到第二年二三月间才收均。

四十三年（1778），江苏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逆书”大案，乾隆获知沈德潜曾为徐作传，并曾赞徐“文章品行皆可法”，遂勃然大怒。他下令收回以前追赠沈德潜的太子太师官衔及谥号，将沈撤出贤良祠，并损毁沈墓前碑石。次年又将过去赐赏沈德潜的“墨宝诗章碑帖”及木杖、坐褥、寿佛等物件索回交内务府。

沈德潜生前备极荣宠，死后却一再受到打击，也太荒谬。然而观察乾隆前宠后罪沈德潜的动机，当不难看出其中有内在的一致处，即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出于政治需要，乾隆才先后做出两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决定的。据清代野史载，沈德潜死后，乾隆阅其诗集，发现沈德潜将以前替乾隆代笔作的诗歌老实不客气地收入此集，显然伤了号称作了十万余首“御制诗”的乾隆帝的面子，他能不恼火吗？反复无常的封建主子呀——你们让那些做臣子的怎么办呢？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沈德潜早年家贫，以授徒教馆为生。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横山学诗，不久即以诗文名世，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就是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正如其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经过十七次乡试，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

乾隆七年授职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命沈德潜和自己所作《消夏诗》十章，对沈诗十分赏识。从此，乾隆帝每有诗作，常命沈德潜和诗，有时甚至让沈代自己作诗。乾隆帝曾说：“我爱德潜德，淳风揖古初。”沈亦自谓，乾隆十四年患噎疾不愈，皇帝命大司马梁诗正传旨：“沈德潜不必上书房，许其归里，享泉林之乐。朕与之以诗始，亦以诗终，令其校阅诗稿，校毕起行。”自七十岁为皇上引见，七十一岁令人欣羡地一年四次晋升以后，沈德潜一年升一级，直到七十七岁辞官归故里。他曾任内阁学士，入值上书房侍读诸皇子，并兼礼部侍郎。在返归故里前，乾隆帝召见他时说：“我一见你便知好人，汝回去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汝之报国”，并赐匾额云：“原是诗坛耆宿，既而改耆硕。

见年老之人，坚固自守，同于硕果，不食，以后更发荣滋长也”，并要沈德潜在自己五十寿时一定要来京祝寿，一片依依不舍之情。沈还受皇上委托，校阅乾隆帝自己的诗集。其返乡后所编定的自己诗文结集《归愚集》完成后，送呈乾隆，请其作序，而乾隆也愉快地答应了。序文中说“德潜老矣，怜其晚达而受知者，惟是诗，余虽不欲以诗鸣，然于诗也，好之习之，悦性情以寄之，与德潜相商榷者有年矣，兹观其集，故乐俞所请，而序之。”并认为其诗可与明初之高启及清初之王士禛比美。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南巡时，加封沈德潜礼部尚书头衔。当其殁乾隆又赠其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悫”。沈德潜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二卷，此外还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还与梁诗正共同编纂《西湖志篡》十二卷。

沈德潜是清前期的著名诗人和诗评家。其诗歌理论受了叶燮的影响，但又有发展、变化。如在其论诗专著《说诗晬语》中，他说：“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刑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其中既接受了叶燮《原诗》关于“理、事、情”三者结合的论诗见解，又对诗创作中“托物连类”的形象性特点，对“借物引怀”及比兴互陈等艺术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受叶燮的“才、胆、识、力”说影响，沈德潜亦提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的主张（《说诗晬语》），强调了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胸襟、学识和艺术真实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还认为诗人须有自己的“性情面目”，提出“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文面目”（《说诗晬语》）。作为一个备受乾隆帝赏识的诗人，沈德潜的诗论及诗作都重视教化作用，正如其明确指出的“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又说：“作诗之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当作作诗之“高处”。

沈德潜力倡“温柔敦厚”的“诗教”，曾说过：“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清诗别裁·凡例》）。沈还继承了明代前后七子的主张，尊唐诗而贬宋诗，曾说过：“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古诗源序》），有复古倾向。

他讲求诗歌的体格声调，大力提倡“格调说”，认为形式音律为作诗第一要素，并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怡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音也”（《说诗晬语》）。其“格调说”与王士禛所倡“神韵说”，袁枚所倡“性灵说”同为清前期著名的文学主张。

由于同乾隆有特殊的关系，加之得享高寿，门人甚众，沈德潜在当时影响很大。《国朝诗别裁集》，后又称《清诗别裁集》，原刻本共收清前期九百九十六人的诗作共三千九百五十二首。全书共分三十二卷，每位作者名下均附有简略小传，诗后有时加评语。其选诗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为评诗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