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篇》是由清代的龚自珍所写的一篇有关财富分配问题的论文。写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龚自珍认为“三代”之世，财富分配各有其分，有如饮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后焉”，差距不大；以后上下侵凌，才导致“浮”（多余）与“不足”，或“贫富不相齐”，致使天下不安或兵灾疫病发生。而“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该书建议君王采用《诗经》所载“挹彼注兹”办法，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认为只要试之以法，齐之以刑，则“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道光十五年（1835年）龚自珍在文末自注，谓本文与其七年后所写“农宗一文“大指不同”。 龚子曰：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与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为邃初，则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则群然喙之矣。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质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呜呼！此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停焉决焉，王心而己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太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太史候望而告气。东无渚水，西无渚财，南无渚粟，北无渚土，南无渚民，北无渚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其诗有之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王心诚深平，畜产且腾跃众多，而况于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马喷沙，皇人威仪。其次章曰：皇之泽，其马喷玉，皇人受谷。言物产蕃庶，故人得肄威仪，茹内众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东有渚水，西有渚财，南有渚粟，北有渚土，南有渚民，北有渚风，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欹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其诗有之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阳，言营度也。故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耗。耗多日，民声浊。浊伤智。积水积风，皆以其国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继丧亡者福禄之主，继福禄者危迫之主。语百姓曰：尔惧兵燹乎？则将起其高曾于九京而问之。惧荒饥乎？则有农夫在。上之继福禄之盛者难矣哉。龚子曰：可以虑矣。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谆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曰：后世有道吾民于富者，道吾民于贫者，莫如我自富贫之，犹可以收也。其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夫尧固甚虑民之识知以违吾则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前，何底之有。彼富贵至不急之物，贱贫者犹且筋力以成之，岁月以靡之。舍是则贱贫且无所托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玩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其智力虽不逮，其号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而乃试之以至顺之法，齐之以至一之令，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