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土布始于明代晚期。
万历年间,高阳县种棉、纺线、织布已遍及城乡,这里出产的土布很受欢迎,布线市场逐渐成型。直到现在,县城的街巷仍有“花市街”、“缯市街”等名称,反映了当时商民在此交易的热闹景象。
高阳纺织在清代得到长足发展,表现在印染技术上,不仅有蓝、红等各种色泽,还出现了扎染、蜡染工艺、新式花型图案受到人们的喜爱。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极重农桑,在他的主持下,把种棉、纺线、织布、印染等全部工序流程绘制成16幅《棉花图》,上呈乾隆皇帝,得到赏识。乾隆亲笔御批,在每幅图上题诗一首,命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
高阳纺织博物馆
经过清代200多年的发展,至民国初,高阳纺织业达到全盛。显著的标志是开始从
德国、
日本进口洋纱和铁轮织布机,从而代替了手工线和木制品机,先进的提花机也开始使用,生产能力得到成倍提高,涌现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知名企业人士。他们创造了当时国内纺织工业的多项“第一”:1900年,王士颖率先引进外铁轮织机;李仲良兄弟最早引进了国外的纺织染料;杨杏村最早把中国的纺织品卖到日本、美国市场。该县从事纺织业的村庄达到500多个。此时的高阳纺丝品不仅数量惊人,产品质量也达到一流水平。高阳纺织品在国外形成一个巨大的购销网络。蚨丰、大亨、蚨荣、元丰等布线庄已成规模,当时它们在全国14省68市都设了“外庄”,业务范围甚至开拓至日本、南洋等地。高阳纺织业的兴盛引起学术界的好奇和重视。日籍美国人琳达·安·格罗夫经过在该县长期深入调查,写出高阳纺织专著《革命中的农村社会》。在留法先驱、有“党国硕望”之誉的
李石曾的策动下,高阳产业界人士苏秉璋只身赴江南考察,写出《江业实业参观记》,指出了本地织布业存在的弊端和改进方向。
革命战争时期,高阳纺织业的兴旺局面遭严重破坏,处境艰难,被迫转入萧条,倒退到又用人工纺线,又用老式织布机织起了土布。颜料进口被封锁,他们就用土贝子、高梁帽做染料,用槐米把白布染成绿色,做军衣;用扎染、蜡染工艺抽出各种花型,做衣服、被褥。当时生产军装的被服厂就设在该县的边渡口村。
新中国成立后,纺织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高阳的印花布更是独树一帜。它以色彩鲜艳、花型繁多、价格低廉等优势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高阳印花业的繁荣培养出一大批技术工人,并从1954年起向保定、石家庄、天津等大中城市输送去数以万计的技术人才,为建设新中国贡献高阳纺织人
高阳纺织博物馆
的聪明才智。3年困难时期,县纺织厂向苏联出口的“双喜牌”,毛巾获免检产品待遇,继而又打入东欧市场。红旗丝织厂通过技术攻关,织出“安乐绸”、“美丽绸”、大纹哔叽等市场热门货,在纺织品市场风靡一时。与此同时,高阳生产的提花浴巾、
毛巾被、枕巾、提花床单等产品畅销
欧洲、非洲和
东南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涌现出一大批敢为人先,敢于创业的杰出厂家和个人,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高阳纺织业呈现百舸争流的态势。1979年至1985年间,全县织机由739台猛增到6300台。新型纺织人注重对外经济技术联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他们对纺织业的发展也从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生产技术、生产管理逐渐由粗放型向技术型转变,上规模、上档次成为业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