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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简介

郑玄

郑玄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高密人,为汉尚书仆射郑崇八世孙,东汉经学大师、大司农。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复客耕东莱,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纪念其人建有郑公祠。

生平故事

家道衰落 自幼聪颖
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郑公(后店)人,后人为其立祠,以示敬仰,名曰“郑公祠”。
于东
郑玄

郑玄

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后世封为朐(qu渠)山侯。郑玄的八世祖郑崇,字子游。为高密大族,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汉书》中有传。郑崇为人刚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与宦官、幸臣董贤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
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他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 “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
郑玄自少
郑玄作品

郑玄作品

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引文见《太平广记》卷215引《郑玄别传》)。
郑玄16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
郑玄墓

郑玄墓

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当时朝廷的统治者相信灾异、符瑞之说,把各种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见的一些现象,如禾生双穗、珍禽异兽出现等,看作上天对人们的奖励和对“政治清明”的赞赏。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励地方官府将“符瑞”逐级上报,借以神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麻痹人民。但当时的吏治腐朽,州、县官吏大都是白痴,基本不会做文章。这一年民间有人献瑞,不同的两棵秧长到一起结了一个瓜,称为“嘉瓜”;一枝禾稻结了两个稻穗,谓之“嘉禾”。县里要讨好上级,就将“符瑞”的情况写成公文并加上颂辞上报,无奈官吏鄙陋无文,写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请神童郑玄来改写。郑玄写好了公文,又写两篇颂辞,倍受县吏的赏识。郡守认为郑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后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冠礼(男子20岁时为表示成年而举行的加冠典礼)。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据《玄别传》记载,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政府早做准备。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这件事不胫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不乐为吏 折节向学
伴随着知识和学问的增长,郑玄步入了青年时代。他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在18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汉代地方政府实行郡、县二级制,县以下设乡、亭、里、什、伍等,一般是
郑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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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抚恤孤苦,甚得乡里的好评,不久便晋级而成为乡佐,大约相当于副乡长的职位。
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工作,不愿为吏以谋生,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但父、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到21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 “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他得到
郑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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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此,郑玄便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授业。他的老师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复姓),是当时京兆平陵(今陕西长安)的大姓,曾任兖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郑玄从师第五元先,先后学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汉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西汉初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三统历》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
此后10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
他师事第五元先后,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郑玄向第五元先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尚不以此为满足,又从陈球受业,学习了《律令》。在此期间,他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相当于今山东、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辞劳苦,孜孜求道,郑玄的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了。
壮年去国 游学关西
郑玄
郑玄

郑玄

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学无止境,越学反越觉得知识不够用。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了的时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国,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这一年,郑玄是33岁。马融是扶风茂陵(今属陕西兴平)人,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十分渊博。他遍注儒家经典,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门徒上千,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其中优秀者亦达50人以上。
其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虽然门徒众多,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郑玄投学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对于篇籍的奥旨寻微探幽,无不精研,终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隐修经业 独创郑学
从马
唐文《郑玄辞典》

唐文《郑玄辞典》

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拜他为师,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东莱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南不其城南山下,环境十分优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边生有一种细而长的草,和薤一样一尺多长,很有韧性,时人称之为书带草,又叫康成书带。郑玄与弟子们隐居于此,过着清贫而安谧的生活。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不是这样打算的。但谁知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
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集团,罢免和压制外党。
桓帝时,一批比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大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宦官则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状进行反击,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密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阴谋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狱处死。之后,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也就是视为党人而予以禁锢,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171年)和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
这一年,郑玄才45岁。
郑玄被禁锢后,绝了仕进之路,便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郑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即今文)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
西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
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
今古
郑玄

郑玄

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虽然两派都各自有一些长处。经学讲究“师法”和“家法”: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叫做师法;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师法是追溯渊源的,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如此“疏不破注”,叠床架屋,致使一经就有数家,一家又有若干说,各讲各的一套,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繁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
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总的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 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
人们转而崇尚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皮锡瑞语,见《经学历史》)。
本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书,对《公羊》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像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总之,郑玄从45岁被禁锢,到了58岁(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后长达14年。在此期间,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
守节不仕 隐居授徒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以一致镇压农民起义,乃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58
郑玄三礼注研究

郑玄三礼注研究

岁了,才获得自由。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人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羞与外戚闭寺为伍,绝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人朝为官。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仍没有受召。郑玄屡拒征辟,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专心经术,著书立说。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如河内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献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一一予以婉拒。
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总的看,郑玄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有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视世人,不愧为真名士。《三国演义》中,刘备曾拜郑玄为师。
颠沛流离 鞠躬尽瘁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着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
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
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而今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学术成就

承先启后 形成郑学

中国两汉时期,经学最为昌盛。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十
郑玄头像

郑玄头像

四博士,全是今文经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东汉则是古文经学兴起、抗争,直至超过今文经学的时期。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说: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
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历史地看,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一评价是符合毕实际的。

广洽精详 注释三礼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来研究郑宫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
现存的《毛诗笺》也是郑注中的力作。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玄语),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兼采三家诗说。《诗经》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但由于时代久远,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读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而郑笺正是最好的古注本,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郑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括地说,一是对《诗》义的理解较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突现诗的文学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韵、训诂、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汉人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在魏晋以后盛行,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郑玄所注群经,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如今保存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诗笺》与《三礼注》。在《十三经注疏》中,也以这四部注最为渊博详明,明显优于其他各家。宋人刘克庄有《杂咏一百首·郑司农》称赞《毛诗笺》说:“新笺传后学,古诗在先儒。不拟狂年少,灯前骂老奴。”宋人尊郑玄者不多,但《毛诗笺》的成就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郑玄
郑玄侧身像

郑玄侧身像

注《》,用的是费氏古文,他把象、象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在象数学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在义理方面,多采三礼的观点,据礼以证易道广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项,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郑玄所注古文费氏《易》流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用郑玄本,孔颖达《五经正义》即采用王、韩注本,通行至今。
郑玄所注《尚书》用的是古文,但与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郑注的《古文尚书》流行,“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至于《春秋》,郑玄本“欲注《春秋传》”,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这也是以后《左传》大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郑玄还注过《孝经》与《论语》,都有较大影响。至于他注释纬书,并用纬书解经,无论对纬书本身,还是对经今文学、古文学、训诂学,也都是有贡献的。
总之,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整理古籍 卓越专家

郑玄毕生隐居不仕,以整理古籍为职志。他能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几乎整理了前此的儒家全部重要经典,其数目达60余种。他进行的这项古籍整理工作,包括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著为目录,其成就是显赫的。他不愧为卓越的古籍整理学家。
首先,看郑玄的校雠学成就。郑玄注经,不仅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于校除学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今人张舜徽先生著有《郑氏校雠学发微》,认为郑玄的校”学成就表现在如下12个方面: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三是条理礼书,使之部秩井然;四是叙次篇目,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五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细心雠对;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九是考辨遗编,审定真伪;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
凡此种种,已大抵涉及到了校雠学的各个方面,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为务者,皆以郑玄所为作为楷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古籍浩如烟海,整理古籍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必需,而校雠之学,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门专业学问。郑玄的校雠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校雠学的内容,其功实不可没。
其次,看郑玄对训诂学的贡献。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而训诂学的成熟发展,则是汉代的事,汉人的训诂学成就,又以郑玄为最。所谓训诂学,也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郑玄遍注群经,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后世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而郑玄所采用的训诂方式,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亦已相当完备。郑玄注经所用的训诂术语也相当丰富,如:犹,者…也…,所以一也,谓,谓一也,喻,亦,言,…貌,…之辞,…曰…,…为…,谓之,发声,若,之属,所以,之言,属,然,声误,假借,之谓,语助,…之声,当作,当为,今文,故书,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读,读若,读如,之言,读曰,读为,读当为,或作等等,皆为后世所沿用,其体例十分严密。总的看来,郑注群经为后世之训诂学起到了导源的作用,大有发几起例之功,实为中国训诂学之起源。
此外,郑玄对古音韵学与古词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郑玄有探索古音的创始之功:一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声类”和“音类”,并注意发挥其在注释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二者的不同点:大抵发音部位相同的叫做“声类”,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类”,凡是“声类”、“音类”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必相同或相近。这在音韵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词汇学方面,郑玄总结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经过程中对词的诸多义项和用法进行全面训释,从而巩固了先秦以来词义发展的成果。春秋战国时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史籍所用之词达到了极大丰富,但是作为词的记录的单字,数量却并未增加多少,词汇的丰富性主要是通过一词多义表现出来的,即是说,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与假借义。许慎的《说文解字》主要在于明辨字的本义,正本清源,功绩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问题。郑玄则重在阐述词的引申义与假借义,并揭示出了一些客观规律。
由此看来,郑玄的功绩已可与许慎相媲美,对词汇学的发展有杰出贡献。

后世评价

曾跟随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把握经书的源流,辨析学术,考溯源流,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条贯篇目,确定编排。为此,他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注疏有《毛诗》、《周易》、《论语》等儒学经典。家藏经籍逾万卷,多以儒家经籍为主。但《后汉书·郑玄传》称其“所好群书,率皆腐敝”。郑玄囊括大典,综合百家,遍注群经,将今古文界限打破,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郑玄所注经书,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被称为“郑学”,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代思想家

郑玄不仅是一位经学家与古籍整理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至少在汉代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先说郑玄的哲学思想。
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郑玄存在着神学迷信思想,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书五行传注》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
这种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不外乎宣扬君权神授,神化君主。他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天,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则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他还神化阴阳、五行,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以君子属阳,小人属阴,社会之所以乱,乃是阴气过盛即小人当道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成体系的,并非偶然的提及。当然,这些思想并未超出汉代“天人合一”唯心论思想的范畴,很少有郑玄个人的发明。但他遍注群经,将这些思想融于对经文的解释之中,而且其中又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这就将唯心主义神学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总的看,郑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进步的,但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对自己命运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办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
再说郑玄的政治思想。与其神学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相联系,郑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从这一点出发,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眼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他认为,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应该说,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笺注《毛诗》中,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宣传孝道,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总的看,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守等级秩序,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郑玄遍诠群经,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郑玄的政治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历史地看,郑玄的政治思想在当时还是知识分子中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杰出教育家

郑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60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
看来,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著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
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遗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礻帝也。”郑玄笺曰:“大衤帝,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
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中国大教育家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
总的看,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
因之,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论教原则

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玄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 (《毛诗正义》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总是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尊师重道也 (《礼记正义》卷二)。
《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 尊道艺 (《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马融曾说: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 , 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师善则善。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 (《礼记正义》卷一),这种 以正教之 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 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 不往教 及 不复告 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 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 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 师肩所隐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
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 见己道之所未达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 自反 即 求诸己 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要能 自强即自己也 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典籍备注

原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①。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②。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③。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展。融果转式逐之④,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注释

①郑玄:字康成,东汉未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人,著名经学家,遍注群经,精通历算。马融:字季长,东汉大经学家。
②浑天:古代的一种天体学说和大体算法。古代的天体论中有浑天说,以为天像鸟蛋,地像蛋黄,日月星辰绕南、北两极旋转。人们就用这种观点去推算日月星辰位置。
③礼乐皆东:礼和乐是儒家的重要课程。这里是赞郑玄已掌握了礼乐的精髓,随着他东归,东方就成了讲授礼乐的中心。
④转式:旋转式盘推演吉凶,是一种占卜的方法。式,通“?”,占卜之具,类似星盘。

译文

郑玄在马融门下求学,过了三年也没见着马融,只是由高才弟子为他讲授罢了。马融曾用浑天算法演算,结果不相符,弟子们也没有谁能理解。有人说郑玄能演算,马融便叫他来,要他演算,郑玄一算就解决了,大家都很惊奇,佩服。等到郑玄学业完成,辞别回家,马融随即想要把礼和乐的中心都将要转移到东方去了,担心郑玄会独享受盛名,心里很忌恨他。郑玄也猜测马融会来追赶,便走到桥底下,在水里垫着木板鞋坐着。马融果然旋转式盘占卜郑玄踪迹,然后告诉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靠着木头,这表明一定是死了。”便决定不去追赶。郑玄终于因此得免一死。

野史杂谈

郑玄,汉朝人。郑玄拜马融为师学习算学,三年没有见到师父马融的面。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一次,马融计算浑天算的不符合,问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马融立即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大家都既感到吃惊又佩服。等到郑玄学业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马融心里忌恨郑玄。郑玄也怀疑有人追赶他。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将穿着木屐的脚放在水面上。马融果然用"式"这种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带领人去追杀郑玄。看见郑玄后,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按:木屐代木。此处古人迷信说法,要在土下水上,既是棺木。),这回他必定得死。于是不杀郑玄,转身离去。郑玄方免一死。
还有一种说法:郑玄跟马融学习算学,三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就,马融鄙视他将他赶出师门。郑玄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株大树,便在树荫下闭眼休息一会儿。看见走来一位老翁,用刀割开他的肚腹看看他的心,说:"你还是可以学成的。"于是,郑玄醒来后马上又回去重新跟马融学算学,很快便精通了所有的精典书籍。马融感叹地说:"诗书礼乐,郑玄都精通啦!"心中暗暗产生杀机。郑玄觉察出老师有杀他的想法,偷偷离去。马融用计数的竹制筹码,推算出郑玄此时的方位应在土木上。亲自骑马去偷偷杀他。郑玄见老师骑马追来,慌忙跑到一座桥下,全身卧伏在桥柱子上躲藏起来。马融追到近前,下马来回寻找,不见郑玄,自言自语地说:"郑玄此时应当在土木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还有水,看来不在这儿。"于是,马融骑马走了。郑玄躲避过了一场死亡。
又:郑玄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七月五日寅时。他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正逢腊月宴会。同席的十多个人,个个衣着华美,能说会道,唯独郑玄神情漠然,一言不发。母亲暗中几次督促郑玄,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说话。郑玄说:"说话闲聊练嘴皮子,这不是我的志向。"
原来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忤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谓之曰:“‘胡为乎泥中?’”此婢应声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注)”其风雅如此。桓帝朝,玄官至尚书;后因十常侍之乱,弃官归田,居于徐州。玄德在涿郡时,已曾师事之;及为徐州牧,时时造庐请教,敬礼特甚。(注:“胡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诗经·邶风·式微》及《柏舟》中的句子。郑玄之婢女能以诗经中的句子对答,更反衬了郑玄教学有方。上句的意思是“为什么跪在地上?”下句回答说:“向他报告事情,正赶上他发怒。”愬,同诉。)

相关典故

车前草又叫郑君草。相传郑玄酷爱车前草,因此车前草又以郑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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