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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1921年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简介

郑振铎(duó),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55年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898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曾在广场路小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2月22日,任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还有《猫》。
《燕子》一文已编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第一组。
《别了,我爱的中国》已被选入上海市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第18课。
唯一的听众》已以他的笔名“落雪”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第三单元第二课。
《猫》一文已编入初中一年级下册教材(人教版 第26课)
最后一课》已被编入人教版初中一年级下册自读课本《大海的召唤》(第15课)

代表作品

专著

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版画史图录》等。
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和《蛰居散记》。

译著

《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和《印度寓言》。

其它

《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
于川力的收藏品

于川力的收藏品

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燕子》入选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第1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猫》其入选人教版初一下册第26课;初中四年制初二下册26课。《唯一的听众》选入五年级第1学期第17课。诗篇:《我是少年》、《燕子》和《离别》等。

个人履历

青年时期

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创办报纸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
文学研究会成员

文学研究会成员

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是在中国关于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泰戈尔传》(1925年)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年)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成立公会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欧洲避难及游学

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年)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 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年)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年)。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年)、《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年)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社会评价

杰出贡献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 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青年时期回故乡

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树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乡情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年~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送给鲁迅。
乡情流露的作品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
高梦旦(1870年~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敢于呐喊

1925年7月1日,法租界总巡捕收到一封公理日报社的申请,
公理日报社拟请批准迁往法租界的申请书

公理日报社拟请批准迁往法租界的申请书

以“华界印刷设备不周,难以扩大”为由,拟请法租界总巡捕批准该报“于一星期内迁移”至法租界内发行。
法租界巡捕房随即调查了该报,他们在呈送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公理日报》于南京路事件发生第五天出版,该报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报社原设在闸北和庆里二十四号,一星期以后这地方成了共产党集会的地方,就迁到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公理日报》《热血报》和《人民报》等报纸因为警察局要检查原稿而停止出版,因此他们想迁来法租界。”
《公理日报》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报纸的负责人郑振铎等人是否如报告中所说“都是共产党”呢?
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1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同年,与沈雁冰等人在北京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并在文坛崭露头角。
大革命时期,郑振铎仅仅是个文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却令人赞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那天下午,郑振铎恰巧坐车去南京路附近一家熟悉的书铺,听闻此事立即冲向出事地点。当晚,他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奋笔疾书《街血洗去后》一文:“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
第二天,关于五卅惨案,上海各报只发了一条普通的短消息。郑振铎感到难以理解,内心极为忧愤。6月1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磋商后,迅速邀集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大家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感到无比愤慨,决定筹集资金以联合会名义主编一份报纸,定名《公理日报》,由唐钺、郑振铎等人负责。
郑振铎把《公理日报》编辑部和发行所设在自己的寓所宝兴西里9号,还动员全家人都参与有关事务,自己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通宵达旦地写稿、编辑、校对、接洽印刷业务,终于使报纸在6月3日面世。
《公理日报》每期八开四版,其宗旨是:
公理日报

公理日报

“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谈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报纸通过新闻、通讯、评论和读者来函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报道海内外支持五卅运动的情况,号召大家抵制英货。《公理日报》刊载了许多报社记者采访的新闻,如《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住宅被投炸弹》《6月2日新世界残杀目睹记》等,并鲜明地提出收回英租界、英政府向中国道歉、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的强烈要求。
由于《公理日报》敢说真话,并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日销量很快猛增至两万份,社会影响很快超过《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报。然而,由于经费困难,加之印刷厂受到公共租界当局威胁而不敢再继续承印,《公理日报》于6月24日出至第22期后被迫停刊。
因此,尽管本文开头法租界巡捕关于《公理日报》的情报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可想而知租界当局又怎么可能允许这份报纸存在!
严峻的现实使郑振铎认识到一个真理,即“‘公理’是要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地高叫‘公理、公理’是无用的”,这促使他参加到更实际的斗争中去。
1927年3月,周恩来等人准备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郑振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火热的斗争中,他把武装起义用的枪支弹药藏在家中的沙发背后等隐蔽处。起义胜利后,他和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他还被推举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郑振铎和胡愈之等人联名写信给蔡元培等,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由于郑振铎在抗议书上签字名列第一,又因他曾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远走他乡,旅居英、法,事件平息后才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职。
“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郑振铎站在自家楼顶朝虹口方向眺望,只见巨大的紫黑色的烟云向上升腾,空中飘落着许多焦黑的残片,有的甚至落到了天井里。满腔悲愤的他参加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并节衣缩食收购古书,在抗战中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接受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委托创办《民主》周刊。《民主》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和当时的《周报》《文萃》一起,被广大读者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福建之行的巨大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爱情经历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恋爱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958年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保护文物

郑振铎捐献故宫博物院陶俑

郑振铎捐献故宫博物院陶俑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16日政务院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前期负责接管的王冶秋担任副局长。
郑尔康介绍,他的父亲在抗战初期就开始做抢救古籍的工作,当时,一些珍贵的善本流落到海外。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里非常着急,所以父亲常常不惜代价购买善本和珍贵的文物,很多时候是才拿到钱,转手便用来买书和文物。父亲完全靠私人的力量,把所有的积蓄、稿费全都拿出来买这些文物。
解放后,郑振铎把自己多年收集的珍贵的古籍善本十万余册,古代陶俑(主要是唐三彩)500多件,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今天国家图书馆内,专门就设有陈列郑振铎捐献图书的西谛藏书库,其中很多都是国内罕见的珍品本。

名人评价

梁羽生曾这样评价郑振铎
郑振铎塑像

郑振铎塑像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1958年10月20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苏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全力支持,说来和郑振铎颇有关系。原来郑的妻子高君箴乃是当时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郑振铎留学英国回来,便因岳父的关系,进了商务当编辑。
郑、高的婚礼是当年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瞿秋白代表宾客致贺辞,“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的鼓掌欢呼。”(见茅盾的《回忆录》)这些说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当时(半个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
不过郑振铎虽因岳父关系而进商务,却不能说他是“因人成事”,只能说是“相得益彰”。商务的藏书对他提供了研究的便利,而他对商务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还会记得商务出版的两种杂志——《东方杂志》与《小说月报》。这是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质量最高的两种杂志,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名作家。郑振铎便曾当过《小说月报》的编辑。
北京笺谱

北京笺谱

但《小说月报》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名重士林的,它初期是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恽铁樵主编;1921年后,茅盾接编,全盘革新,始成为新文艺的阵地。其后再由郑振铎接编,杂志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才是《小说月报》蜚声全国的黄金时代。郑振铎那部著名的《文学大纲》就是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
不过,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因为他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实在要比他的创作大得多。他写过一些短篇历史小说和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小说,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但他所主编的刊物,却无一不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除《小说月报》之外,如《儿童世界》可说是儿童文学的启蒙,叶圣陶著名的童话《稻草人》便是在《儿童世界》发表的。以前在香港大学教过书的许地山,也曾将它谱过几支儿童歌曲。另外,如《新社会》、《文学》、《文学季刊》、《文学复兴》以及《时事新闻报》的副刊《学灯》等等,无一不是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
郑振铎藏书

郑振铎藏书

另一个重大贡献,足以与他的编辑工作相提并论甚或超过的,是他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献给国家的藏书,就有九万册之多,其中珍本无数,贡献之大,可以想见。
他对于书籍的热爱,尤其中年时代,对文献的搜罗、保护,费尽心力,那是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1956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衷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龚定盫诗。从序言中,可见他搜罗文献的苦心。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1953年全力筹备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郑振铎任主任,庞薰琹任展览筹备会副主任。展览会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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