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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风(1910—1959)辽宁辽阳后三块石人,邹大鹏·邹宝骧为兄弟。原名邹宝骧,曾用名邹素寒,从事革命工作后曾化名陈蜕。他是仰慕鲁迅,才改名邹鲁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东北大学毕业后,邹鲁风考入了武昌军事政治学校。参加了平定夏斗寅的叛乱。1932年在东北参加北满游击队。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邹鲁风相继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在北大任上自杀。

生平

邹鲁风

邹鲁风

1933年秋,他去了北平,其间曾就读于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当时的东北大学是专为东三省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开办的学校,是北平学生进行反蒋、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堡垒,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就设在东北大学,它同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学联”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中的关山复、邹鲁风、王振乾宋黎岳欣、郑洪轩、唐南屏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是当时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其主要领导人则是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等。当时他们汲取了过去“左”倾错误的教训,决定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则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西安事变爆发时,当时邹鲁风负责在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并协调东北军在北平招收学兵,成立学兵队。西安事变之后,他被派到东北军一○五师开展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鲁风奔赴延安,后来在抗日前线开展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度任高密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不久转入山东省巡回宣传队做地下工作, 在平阴、肥城、东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7月任平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一团政治处主任。
1939年9月调任泰西行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40年4月任鲁西行署第二(运西)专署副专员、中共鲁西第二(运西)地委委员。11月任专员兼地委政府工作部部长。
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后,任冀鲁豫区第二专署专员。
1944年3月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往东北工作,历任辽阳市市长、辽南行署主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邹鲁风相继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他已改名为邹鲁风。

两校调查团事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内围绕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分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趋于尖锐和紧张。这在高校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如1956年的“胡风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就有经济学家谢韬被捕(他是因为替胡风的“万言书”提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的)。当时经过校长吴玉章的追查,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而在清查“胡风分子”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干之也竟然名列其中,甚至要逮捕何干之。对于这一切,邹鲁风确实感到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至。恰在这时,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师生组成了一支近300人的队伍,专门去考察人民公社。负责这一调查组的,正是邹鲁风。当时正值毛泽东在河北徐水视察人民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因此有人曾为邹鲁风的出行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很坦然,他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组成并开赴河北、河南两省的三个先进县(河北藁城以及河南信阳、鲁山),对“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开展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各系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了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讲了话。他说:
“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是有所怀疑的。
然而,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应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嘱咐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撰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发表于《解放》1958年第6期),这篇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主张立即加以破除,又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许,并指示将之转载于《人民日报》(10月13日),并且为《人民日报》代写了编者按语:“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事实证明,这是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
当时也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疑问和反对,如孙冶方等,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可能迅速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得到极大的丰富,人民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可能的吗?因此,这就涉及到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显然,当时邹鲁风的思想,也是同孙冶方等合拍的,而且这也是他用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
据当年参加调查组的汪子嵩回忆:当年他所去的河北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
该组的组长、人民大学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再三交代调查组成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当时他们选择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汪子嵩回忆:“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然而,“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1958年底,邹鲁风召集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同时又在郑州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馆”。正巧“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到了藁城,他听了汇报,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
又据汪子嵩回忆:在那些日子里,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庐山上的彭德怀与田家英等一样。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于是调查组成员在“忧国忧民的情绪”之余,还以为“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
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碰到一些棘手的理论问题,就请示邹鲁风,“他要我们将问题搜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到了这年的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然而,正是在他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不久,传来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所有调查组的成员下意识地感觉到:一场大祸就要来临了。果然,当时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已经将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随即有人揭发调查组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实就是指当时北大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因为邹曾认为:“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主任薛政修也认为:“中央关于公社的定义不科学”,“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1958年生产遭到很大破坏,搞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等。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突然受到批判,一时实在承受不了,不久就传来他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水中溺死的消息。据说,出事的那天清晨,当时有人曾看见邹鲁风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开会欢送过,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1979年,直到彭德怀沉冤昭雪之后,邹鲁风的错案才终于得到纠正。
这年,在北京补开了邹鲁风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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