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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赵顼(zhào xū),宋英宗长子,是北宋第六位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虽然改革变法历时16年,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并随着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后来的中央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宋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赵顼,原名仲针,宋朝第六位皇帝,英宗和宣仁圣烈高皇后所生长子。
庆历八年戊子年四月十日戊寅(1048年5月25日)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神宗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

灭夏之举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死,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范仲淹

范仲淹

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
赵顼

赵顼

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首次失败

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
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主持改制

耕织图

耕织图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和战西夏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图一举歼灭羌夏。王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1]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羌,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抱憾而殁,得年37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
永裕陵

永裕陵

役”。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灵武县)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病逝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戊戌(1085年4月1日)神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7岁,殡于殿西阶,庙号神宗,群臣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加谥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崇宁三年(1104年)十一月,改谥体天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加谥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为政举措

历任宰相

年号

神宗于治平四年正月八日(1067年1月25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当政共计18年。
年号1熙宁:熙宁元年正月一日(1068年2月6日)至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
年号2元丰: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
其年号,共使用17年。

后妃子女

皇后

朱皇后:即钦成皇后朱氏
陈皇后:即钦慈皇后陈氏

妃嫔

宋贵妃
林贤妃
武贤妃

儿子

长子——赵佾,早殇,封成王 。
次子——赵仅,早殇,封惠王 。
三子——赵俊,早殇,封唐哀献王 。
四子——赵伸,早殇,封褒王 。
五子——赵僩,早殇,封冀王。
六子——赵煦,宋哲宗,母钦成皇后朱氏 。
七子——赵价,早殇,封豫悼惠王 。
八子——赵倜,早殇,封徐冲惠王 。
九子——赵佖,吴荣穆王,母惠穆贤妃武氏。
十子——赵伟,早殇,封仪王。
十一子——赵佶宋徽宗,母钦慈皇后陈氏 。
十二子——赵俣,封燕王,母贤妃林氏 。
十三子——赵似,封楚荣宪王,母钦成皇后朱氏 。
十四子——赵偲,封越王,母贤妃林氏。

女儿

长女——周国长公主,元丰元年(1078)二月壬戌薨,母向皇后 封延禧公主,追赠燕国公主元符末,改封周国公主
次女——楚国公主,初封宝庆公主,熙宁五年(1072)秋七月甲申薨,才三岁,母张婕妤
三女——唐国长公主封淑寿公主,历封温国公主、曹国公主、冀国公主、雍国公主、越国公主和燕国公主 追封唐国长公主
四女——潭国贤孝长公主母宋贵妃下嫁王遇。始封康国公主。历韩国公主鲁国公主陈国公主、郓国公主。大观二年逝世,追加封谥。
五女——郓国公主,元丰八年(1085)二月薨,年才七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六女——潞国公主,元丰七年(1084)夏四月薨,年才五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七女——邢国公主,元丰七年(1084)春正月薨,生才五岁,母林婕妤也,母林贤妃
八女——邠国公主,元丰八年(1085)冬十月薨,年才四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九女——衮国公主,早薨。
十女——徐国长公主,母钦成皇后朱氏, 下嫁郑王潘美之曾孙潘意。始封庆国公主,进益国公主、冀国公主、蜀国公主、徐国公主。政和三年,改称柔惠帝姬。五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贤静长帝姬。

个人作品

据临汉隐居诗话载:神宗皇帝以天纵圣智,旁工文章。其於诗,虽穆王《黄竹》、汉武《秋风》之词,皆莫可拟其彷佛也。秦国大长公主薨,帝赐挽诗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晓发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帏暗,「帏」一作「衣」。香随玉篆消。芳魂飞北渚,那复一为招。」一作「可为招」。「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环沁,「环」一作「还」。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噫,岂特帝王,盖古今词人无此作也。

轶事典故

宋神宗赵顼少有变革之志。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宋英宗十分仰慕。继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来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预谋致其于死地。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王安石君臣情
宋神宗曾经说过:“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
的确,自古不缺圣主贤臣,共襄大业,同享富贵;但是,主君与臣下能够真正交心相待,坦诚到推心置腹的,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邓刚在《心灵的钙化》一文中曾经说过,心心相印是一种风险投资,更何况,这分明在是九重深宫的庙堂之上,一步疏漏,刀光剑影便已铸成危局。然而,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却以一个大宋王朝做赌注,只因为对一个相知相惜的灵魂的慎重的信任。
这个社稷,朕交予你了。不变法,大宋要亡;变法,许是还有一线生机。安石,朕信任你。
王安石并没有辜负神宗的期望。他为这次变法,赔上了太多太多,本来可以只作江南一诗人,著书立说,清闲终老;许是宿命的安排,我在人海之中遇见了贵为君上的你,于是,满腹韬略,燃尽了我的残躯。但,大宋的气数暮矣,积重难返了,又怎能彻底扭转。
千里归来一寸心,两个人是君臣,却更像是英雄惜英雄,知己怜知己。我走了,不复陪君,自当珍重。

史书记载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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