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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1909~2000),男,湖南醴陵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个人简介

耿飚

耿飚

耿飚1909年8月26日出生于醴陵黄獭嘴镇一贫苦人家。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参加工人罢工斗争。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
1928年4月回到浏阳,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1928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9月,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一军团第三军九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
1933年春,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

人物生平

1926年

随着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耿飚

耿飚

1930年9月

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

遵义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在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

1936年6月

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

1945年8月

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一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

1948年5月

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

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

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

1976年10月6日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

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

1979年1月

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

1982年5月

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7月

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1981年

耿飙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次年任国务委员。

1983年

1983年起,耿飙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外事委员会主委。耿飙亦是中顾委常委,1988年获一级红星勋章

1983年6月

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

1988年7月

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1997年

成为中共第十五大特邀代表。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2000年6月23日,耿飙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主要成绩

耿飚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中国老一辈
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作为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中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他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缅甸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所获荣誉

耿飚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社会评价

毛泽东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回忆录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任红四团团长和第一师参谋长,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在他的回忆录中,第四章写的就是长征。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当今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雪山草地苦难风流。
苏区姑娘把绣好的荷包往战士手里塞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当前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病情严重,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当前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不已,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果然,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时,耿飚已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了两次战斗的指挥。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耿飚还写道:我们就这样一路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敌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的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快越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
1935年6、7月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对耿飚来说可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呢?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里所说的“的卢”的骏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上了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于是,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
“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说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由于一时找不到翻译,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地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窜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那时真是艰苦。耿飚写道:幸亏我那匹马还比较健壮,它四个蹄子又大又圆,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绝粮时,我几次想忍痛把它杀掉,但同志们坚决拦下了。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吃了草根后,衰弱的胃无法消化这样粗纤维的东西,疼得满头大汗。
耿飚不但记录了过草地的艰苦,同时也抒发了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他写道: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
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
耿飚还有一架老式照相机,是1932年红军打漳州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耿飚回忆说:“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爱这些在伟大征途中留下的历史瞬间,于是深情地写道:“我久久注视的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苏同志。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于杨成武同志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
――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耿飚的战友曾提议:“让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正如摄影家高帆所说,这是“来自战斗生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瞬间形象”。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陆定一借给了美国记者斯诺,辗转丢失了。耿飚无限惆怅地感叹道:“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奇闻轶事

1、给毛主席送老虎、给特务送药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耿莹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虎头双钩,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井冈山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耿莹边说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在长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
2、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981年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
3、“香港驻军”事件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耿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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