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是人类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符号学就是意义研究之学。符号学是20世纪形式论思潮之集大成者,从60年代起,所有的形式论归结到符号学这个学派名下,叙述学、传播学、风格学等,也是符号学的分科。

符号学的定义

钱德勒《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十九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 ;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学科历史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

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符号学

符号学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民俗学FolkloreAnalysis
人类学Anthropology
符号学

符号学

敍事学Narratology
言谈分析DiscourseAnalysis
神话分析SemioticsofMyth
艺术符号学Semioticsof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SemioticsofCinema、建筑符号学SemioticsofArchitecture,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

FerdinanddeSaussure
索绪尔是瑞士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有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or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80年代至90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能指(Signifier)和意指/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意符和意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武断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联。例如英文中的"tree"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

俄国

VladimirPropp
M.M.Bakhtin
RomanJacobson
N.S.Trubetzkoy
RussianFormalism

原苏联

YuryMikhailovichLotman

法国

ClaudeLevi-Strauss
RolandBarthes
GerardGenette
TzvetanTodorov
JuliaKristeva

美国

C.S.Peirce

意大利

UmbertoEco

运用详解

标识设计

在皮尔斯看来,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迄今读图盛趋,指示设计亦是所指的提炼,也许说标识是代表某种物体或可识对象的(能指)特征符号。一旦能指不复存在,标识将丧失其符号性,特征便随于物体或对象,恰如“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⑤也同卡西尔所言:“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⑥运用符号系统识别于指示者或使记号显形之物,所以指示标识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尤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⑦的道理。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⑧指示标识设计更应做到认识对象,否则,指示标识的符号性将失语。正如巴尔特的看法:符号首先就有传达信号的能力,同时具备代码(code)的能力,否则就无法界别语言和非语言记号(sign)、记号系统、意指关系。⑨若是卡西尔则言: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到阻碍或遇到障碍的特殊情况下,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确定,不再被清晰地察觉。⑩如若不信,你在大街上胡乱大叫,谁也无法解读你在表达什么?另外,还有一种导致设计失语的因素,即就是忽视了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所以说符号是任意性的,任意性的符号必定会加大我们设计指示标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提炼、概括所指。故列一个设计到识读时思维次序表,以供学人参考。
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等”。依据法相唯识学,八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统,如果眼识里的色分、相分是符号的第一次感知裁决,那么指示标识里的符号就是再一次裁决。这次裁决将会产生常见的三类共识性符号。

象似符号

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相关符号

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规约符号

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领域

如今,我国读者对于“符号学”这个名词,可以说已经不再陌生。但要说对其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也许还未到此程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符号学译丛”,集中地介绍了法国符号学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开展符号学研究和于符号学分析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原始参照。
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萌生于20世纪上半叶,但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以后的时间。它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学科在20世纪获得的重大进步。
首先,现代语言学是符号学获得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第一次把对符号的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提出的,是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1857-1913)。他在其对现代语言学发生深远影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预言将有一门专门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出现,并为其做了初始的理论准备。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通过其《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两本著述,为后来的结构语义学的建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于叙述主体的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了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其次,文化人类学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由于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习惯(风俗,习惯,沉淀在集体的言语活动实践中的动因,等),所以它们在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对于主导话语的跨文化形式即叙事文形式的规律性研究,早在符号学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类学家们开始了,当然,这种研究也首先得益于语言学的理论启发。法国社会学家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统地论述了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的循环中的相互关系,从此,“社会性变成了一种系统,而在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评语)。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在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实践。杜梅泽尔(1898-1986)在《神话与史诗》中以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而在这种结构中,特殊的问题也在其中找到了它们的准确位置。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于60年代初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符号学的研究。格雷玛斯(1917-1992)就在其基础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叙事语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于文学叙事文又可用于社会叙事文的符号学理论。
最后,在哲学方面,符号学从现象学研究理论中吸收了其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符号学概念中的“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源自现象学的启发。这种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幻觉与分享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第8页)。当然,符号学不能被看作是现象学的一个分支。符号学对于现象学的借鉴,主要得益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1859-1938)的《现象学的主导观念》(于1950年译成法文)和法国哲学家梅尔洛-庞蒂(1908-1961)的《感觉现象学》(1945)。
二。
法语中,有两个术语sémiologie和与sémiotique与汉语中的“符号学”一词对应。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没有根本性区别,而且sémiologie早于sémiotique。从70年代开始,由于使用sémiotique一词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随后,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研究内容便出现了较大的区别。
1、semiologie:该术语本来是指医学科学中对于“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一次将其用来称谓对于“符号系统”的总体研究。在认识领域,该术语先是指20世纪60年代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语言学家雅格布逊(1896-1982)影响之下围绕着法国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罗兰·巴特、拉康等)而进行的工作。随后,一些人狭隘地理解了索绪尔为sémiologie所确定的定义(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对符号本身的探讨,从而摆脱不了对于“语言符号”模式的机械性的运用。他们排除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的一切联系。这种研究为传播学理论所包括,最终成为语言学的附属学科。从研究内容上讲,sémiologie不关心语义问题,它把对于能指的描述当作一种通常的释义活动来对待,而在这种释义活动中,自然语言是其工具。在与语言学的关系上,它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因为它只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图片,绘画,建筑等)时,它却经常借用自然语言这种中介,例如罗兰·巴特(1915-1980)在《服饰系统》一书中,就采用了对时装的描述性文字进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对时装本身进行分析。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它也是只限于分析绘画的描述性语言。
2、sémiotique:该术语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国符号学鼻祖皮尔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对符号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没有区别。现代的法国的sémiotique研究者们并不看重语言符号,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建构的对象,而不是可供观察的对象。他们更看重语义研究,努力探讨意指方式,认为符号学应该成为一种有关意指系统的理论,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作为意指实践结果的各种文本。在这方面,形成了以结构研究为主的格雷玛斯等人的学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认识论符号学研究(参照语言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理论而建立的“语义分析”符号学)。前者由于研究阵容大,成果颇丰,而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学派以“法语研究学会”的成员为主,其通常的称谓便是“巴黎符号学学派”。可以说,巴黎符号学学派的有关意指理论的基础概念,已经在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中得到了阐述。按照格雷玛斯的主张,符号学(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统的一种等级分析学说。他把一个意指整体分为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表现结构,对这些不同层次的确立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号学学派的工作内容和成绩所在。
深层结构即意指整体的“形态”结构。形态是由“义子”组成的内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组织形式则是意指活动的基本结构。在对于深层“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玛斯等人的成功之处在于引入了“符号学矩阵”概念。这种矩阵被认为是位于深层、并且具有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符号学矩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以语言学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但又增加了与社会和文化相联系的内容和分析方法。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行动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包括六个行动者:发送者、接收者、主体、对象、助手,对手,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构成了“叙述”句法。在这当中,行为者的行动模态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玛斯首先把行动模态划分为想要、能够和懂得三个方面,进而根据符号学矩阵的原理确定了“实际状态的模态”,从而建立了叙述图式。这样一来,巴黎符号学学派的符号学理论,就不仅可以适用于文学的叙事文,而且也可以用于多类意指整体。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符号学包容了传播学,并具有了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在巴黎符号学学派看来,由能指组成的表现平面即语言符号层不是他们的研究内容,而是语言学在语义研究之外的语音和语法研究内容。上面说过,sémiologie的研究仅限于能指符号的特征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现层上依赖于语言符号模式。
实际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们从罗兰·巴特开始也已经意识到“任何sémiologie系统均与言语活动混合在一起”。他们进而认为sémiologie是话语的意指单位的科学。所以,sémiologie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变化,这样,两个术语的内涵就开始有所接近了。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符号学的“自立性”做出了贡献,成了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深入的了解。
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从总的情况来讲,长时间处于“引进”阶段。当然,符号学的一些相关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开始,语言学、逻辑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研究都对符号学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鉴。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会对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有所促进。丛书中的书目,都是法国符号学研究不同时期有影响的著述,包括在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名下进行的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者居多),并且主要是格雷玛斯、克里斯特娃、托多罗夫的著述,而托多罗夫(ZvetanTODOROV)先生本人又同意做丛书的名誉主编,就更增加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
中国学者阮云华在符号学的深入研究时,发现了图像作为符号“图像传递信息时要有几个前提条件:时空性,文化背景,传与受者的经验对等。有了这三个先决条件,图像作为符号的传达才能按原指含义传播。”(见《经验与形式》阮云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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