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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爱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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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出身演员家庭。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宣扬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受西欧尤其法国资产阶级文学颓废派影响最大。小说有《怪诞故事集》、《黑猫》、《莫格街谋杀案》等。论文有《写作的哲学》、《诗歌原理》。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是公认为最早的侦探小说。内容写密室凶杀,凶手居然是猩猩。1842年发表的《玛丽·罗杰神秘案件》,纯粹用推理形式破案。其他如《金甲虫》、《你就是杀人凶手》、《被盗窃的信》等五部小说成功创造了五种推理小说模式,(密室杀人、安乐椅上的纯推理侦探、破解密码诡计、侦探即是凶手及心理破案、人的盲点)塑造了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这一艺术典型。爱伦·坡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其小说风格怪异离奇,充满恐怖气氛。
1809年1月19日——埃德加·爱伦·坡在波士顿诞生。
1811年12月8日——母亲伊丽沙白·阿诺于里其蒙病逝;埃德加被里其蒙商人约翰·爱伦夫妇收养。
1815年夏~~~1820年夏——埃德加在英国留学。
1821年6月——埃德加就读于约瑟夫·克拉克学校。
1823年春~~~1825年春——埃德加在威廉·布尔克学校读书。
1823年7月——埃德加与珍·斯蒂恩·斯塔那德夫人相识。
1823年秋——埃德加与萨拉·爱蜜拉·罗埃斯特相识。
1824年4月——珍·斯蒂恩·斯塔那德夫人去世。
1826年2月14日——埃德加进入维吉尼亚大学学习。
1826年12月——埃德加被迫辍学,返回里其蒙。
1827年4月7日——埃德加抵达波士顿,开始文学生涯。
1827年5月——埃德加的第一本诗集《塔默兰及其他小诗》在波士顿出版。
1827年5月26日——埃德加以化名“埃德加·潘莱”入伍从军,驻扎在波士顿港独立堡。
1829年1月1日——被提升为少尉卫军士长。
1829年2月28日——埃德加的养母法兰西丝·爱伦夫人在里其蒙病逝。
1829年4月15日——埃德加退伍,赴华盛顿西点军校谋求深造。
1829年8月——埃德加栖身于巴尔的摩的姑妈玛利亚·克莱姆夫人家。
1829年12月——埃德加的第二本诗集《艾尔·阿拉夫,塔默兰以及其他小诗》在巴尔的摩出版。
1830年6月26日——埃德加进入西点军校。
1831年1月28日——埃德加被西点军校开除。
1831年3月——埃德加第三本《诗集》在纽约出版。
1831年3月——埃德加返回巴尔的摩的姑妈家栖居。
1831年~~~1833年——埃德加居住在巴尔的摩,开始着力创作短篇小说,与玛莉·杰佛罗相爱。
1832年1月14日——埃德加的短篇小说在费城《星期六信使报》发表。
1833年10月19日——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报》刊出埃德加的获奖作品《瓶中手稿》。
1834年3月27日——埃德加的养父约翰·爱伦在里其蒙去世,其遗嘱中对埃德加只字未提。
1835年春——里其蒙《南方文学信使》发表埃德加的短篇小说《贝伦尼卡》等四篇作品。
1835年8月——埃德加离开巴尔的摩到里其蒙,出任《南方文学信使》助理编辑。
1835年9月22日——埃德加返回巴尔的摩与表妹佛尼亚·克莱姆秘密结婚。
1835年10月——克莱姆夫人偕女儿到里其蒙投靠爱德加。
1836年5月16日——27岁的爱德加与不满14岁的佛尼亚·克莱姆 在里其蒙正式结婚。
1837年1月3日——爱德加离开《南方文学信使》。
1838年7月——中篇小说《亚瑟·戈登·匹姆海上历险记》在纽约出版。
1839年5月~~~1840年6月——爱德加在《绅士杂志》任助理编辑。
1839年9月——《绅士杂志》刊登爱德加的短篇小说《亚夏古屋的崩塌》。
1839年10月——《威廉·威尔逊》在《绅士杂志》发表。
1839年11月——爱德加的二卷本短篇小说集《怪诞与阿拉伯风格的故事》在费城出版。
1840年12月——爱德加离开《绅士杂志》。
1841年2月——出任《格雷姆杂志》主笔。
1841年4月——侦探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发表。
1841年5月——爱德加的航海小说《大旋涡余生记》发表。
1842年1月——爱妻佛尼亚在唱歌时血管破裂。
1842年3月——爱德加与到费城演讲的查尔斯·狄更斯会面。
1842年4月——爱德加离开《格雷姆杂志》。
1842年5月——心理小说《红死病之面具》发表。
1842年11月——《玛莉·罗杰奇案》开始在斯诺顿《妇女之友》杂志上连载。
1843年1月——《泄密的心脏》问世。
1843年7月——《金甲虫》在《美元报》刊出,获短篇小说优胜奖。
1843年10月——《爱德加·爱伦·坡传奇集》在费城出版。
1844年4月——爱德加的科幻小说《热气球轶事》在纽约太阳报刊出,引起轰动。
1844年10月——爱德加担任纽约《晚钟报》专栏主持与特约撰稿人。
1845年1月29日——纽约《晚钟报》率先刊出爱德加的诗作《乌鸦》,此诗使爱德加声名鹊起。
1845年3月8日——爱德加与女诗人法兰西斯·奥斯古德相爱。
1845年夏——《爱德加·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在纽约出版。
1845年10月24日——爱德加成为《百老汇杂志》老板。
1845年10月24日——爱德加第四本诗集《乌鸦与其他诗作》在纽约出版。
1846年1月3日——爱德加主编的《百老汇杂志》停刊。
1846年4月——爱德加的论文《创作哲理》在费城《格雷姆杂志》刊出。
1846年5月~10月——爱德加的系列评论随笔《纽约文学家》在《戈迪女士之书》杂志上连载。
1847年1月30日——爱德加爱妻佛尼亚在福德姆村病逝。
1847年春夏——爱德加沉沦于幻觉中。
1847年秋冬——爱德加完成《乌鸦吕姆》和《我发现了》。
1848年1月——爱德加再次向友人们寄发《唱针》创刊提纲。
1848年2月3日——爱德加在纽约作《论宇宙的起源》演讲,朗诵诗文《我发现了》。
1848年春夏之交——爱德加与梅丽·苏女士相爱,在一次约会中写下诗作《钟声》。
1848年6月——爱德加最后一本书《我发现了》在纽约出版。
1848年6月——爱德加赶赴洛厄尔作《诗歌原理》演讲,邂逅安妮·里其蒙夫人,并对其一见倾心。
1848年7月16日——爱德加从纽约启程难下,为《唱针》募集订户。
1848年9月18日——爱德加在普罗维顿斯向海伦·怀特曼女士求婚。
1848年10月——爱德加去洛厄尔演讲,为《唱针》募集订户;拜访安妮·里其蒙夫人并在她家小住。
1848年11月4日——爱德加前往普罗维顿斯再次向海伦·怀特曼女士求婚,途中转去波士顿吞服鸦片企 图自杀,后被抢救脱险。
1848年11月5日——爱德加与海伦·怀特曼在普罗维顿斯约会,并于10天后获得她的初步同意。
1848年12月12日——爱德加再次前往普罗维顿斯,三日后与海伦·怀特曼订婚。
1848年12月20日——爱德加最后一次去普罗维顿斯商议与海伦圣诞节完婚,却受海伦母亲阻饶,三天 。
后结束婚约。
1849年春——爱德加在福得姆村潜心写作,完成诗作《钟声》、《安娜贝尔·李》、《致安妮》等。
写下《评洛威尔的<批评家寓言>》《批评与批评家》等文章,发表跳蛙等小说,计划为《 唱针》继续搏击。
1849年6月30日——爱德加告别在纽约的克莱姆夫人赶赴里其蒙,筹划《唱针》事宜。
1849年7月1日——爱德加途经费城开怀饮酒在精神错乱中陷入幻觉。
1849年8月——爱德加在里其蒙拜访年轻时的初恋情人萨拉·爱蜜拉·罗埃斯特(现今的谢尔顿夫人) ,两人重温旧情,且坡向她求婚。
1849年8月7日——爱德加在里其蒙作《诗歌原理》演讲。
1849年9月14日——爱德加在诺福克作《诗歌原理》演讲,受到热情款待小住一周。
1849年9月22日——爱德加与谢尔顿夫人商定10月完婚。
1849年九月29日——爱德加在巴尔的摩换乘去费城的火车,在转车时被政治流氓当选票猎捕。
1849年10月3日——爱德加被强行灌醉后神智错乱,被送进华盛顿大学医院。
1849年10月7日——在心肌衰竭中昏迷的埃德加·爱伦·坡于凌晨3点与世长辞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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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黑猫红死魔的面具金甲虫 毛格街血案
失窃的信 跳蛙 泄密的心 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
一桶白葡萄酒 罗杰疑案 你就是凶手
诗歌
安娜蓓尔·李歌 孤独 孤独(2)
湖——致—— 十四行诗——静 金星 梦
模仿 诗节 亡灵 乌鸦
一个梦 尤拉丽——歌 赠——的情人节礼物 致——
致河 致海伦最快乐的日子致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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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恐怖小说是爱伦·坡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类。其中著名的篇什有《厄舍府之倒塌》、《威廉·威尔逊》、《瓶中手稿》、《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丽姬娅》、《椭圆形画像》、《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黑猫》等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坡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情节精巧、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但这种魔力是不确定的,所以半个多世纪来,评论家们对这些小说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表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有人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读这些小说,认为坡在这些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比人类现实情感更深沉的幻觉体验。具体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认为《瓶中手稿》和《阿·戈·皮姆的故事》写的不过是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者象征人类灵魂从母体子宫到自我发现和最终消亡的一段旅程,后者则象征一段人类精神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求索(a spiritual Odyssey from darkness into light);过去有人认为《厄舍府之倒塌》是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必然崩溃的预言,而今天则有人认为《倒塌》实际上是宇宙终将从存在化为乌有的图示。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坡的死亡恐怖小说之解读范围非常宽泛,他们甚至从中发现了坡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不过笔者在研读坡的作品时有一种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坡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坡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而这种查寻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坦然地直面死亡。正如他在《我发现了》一文的篇末所说;“……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恰好就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它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停息。”
爱伦·坡是说不尽道不明的作家之一。他生命处境悲苦,但有一种让让法国作家格外青睐的审美情怀;他用死亡和恐怖建构了一个诡异的王国,但他的梦幻和文字洋溢着一种虚灵的真实。有苛刻的批评家说他是“三分天才,两分胡言乱语”,有崇拜者却说他是卡夫卡和文学现代主义的先驱。究竟如何叙说和解释历史上这个畸形的天才?如何才能善待他留给世界文学之林的那数量欠丰的经典?从流动的历史语境之中看,印象主义批评家、象征主义批评家、社会历史批评家、精神分析批评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家,都争相对坡做出解释,为他一次一次地讨要公道。第一类批评家完全根据一己好恶,对这位作家吹毛求疵或者顶礼膜拜,这就陷入到了“趣味迷误”之中,而远离了批评的真谛。第二类批评家将重点放置在作家的身世和人品上,从其作品的诡异推断其人格的乖张,从他文本之中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死亡意象诠解他人生的悲苦凄凉,从散播在其文本中的恐怖和梦魇发掘他的生理缺陷和内在的“性意识”,这样就落入到“意图迷误”之中,完全放弃了对文本的解释。第三类批评家则首先假设,作品及其反映的意义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然后试图通过坡的时代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文化氛围推断出他的作品之中的社会历史意义、宗教精神和形而上学关怀,这就陷入到“文化参照的迷误”之中,走向了机械决定论的解释。第四类批评家则注意到坡的作品中的意义和形象同他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从而明智地放弃了对文化氛围和时代精神的追寻,把注意的中心放置在作品的文本,探索这个文本的自律世界,分析它们的结构、修辞、意象及其结构总体,这就落入到“作品本体崇拜的迷误”之中,这是形式主义的弊病。第五类批评家是在语言论转向的路数之中把探索的睿智射向了坡的文本之抽象结构层面,从中发掘出关于文本的理论、关于虚构的理论、关于权力结构的理论、关于漂浮能指的理论……。20世纪文学批评和哲学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坡的一个侦探推理文本《失窃的信》被拉康、德里达、约翰逊、霍兰德等精神分析大师、解构大师、女权主义批评家和接受理论大师用来阐发各自理论的道具。这标志着对坡的探索已经进入了抽象的哲学结构/解构层面,坡的文本也就成为20世纪文本理论和接受理论的符码。这不能说不是意味深长的。但是,这种对文本抽象结构的探索,也非常不幸地落入到“文本至上的迷误”之中,除了演示能指的自由游戏之外,就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
如果把上面五类批评的“迷误”拼凑起来,那就编织了“新历史主义”的战旗。在这向文化历史回归和转向政治—伦理的征途上,新历史主义剑指“文本的自律性”。把文本还给文化语境,在文本和语境的互相塑造的动态过程之中追寻深层的诗性,这是“新历史主义”的旨趣所在。对此,海顿·怀特的论述相当具体。按照他的叙事诗学体系,历史分析的论证范式有四个: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从他的理论的具体展开来看,他赋予了“语境论”解释以相对优先的地位:“语境论用以提供信息的前提是通过把事件置于它们发生的环境当中解释事件……历史场被解作一种景观,或质感丰富的编织网络,初看起来似乎缺乏一致性和任何可辨的基本结构”。在其他的场合,他又指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就是“文学”与“文化系统”的复杂联系。处在“文化系统”之中的“文本”置换了“自律的文本”,因此文本有自己的历史,文本的历史有深层的诗意结构。于是,在“文化系统”、文本和文本的深层结构之间,有一种复杂隐秘的交互塑造关系。揭示这种关系,自当对某一时代的某一作家的理解投上启示的光辉。从这一历史叙事学的视角,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接近爱伦·坡这个难以言说的畸形天才及其诡异的文本。
在文化系统层面,我们可以从19世纪普遍的文化危机来把握坡的创作。文化危机这个概念,是对现代历史运动所呈现的紧迫状态的描述,它内涵着信念的丧失、个体的失落和存在的荒谬。在19世纪的“历史场”中,启蒙时代的信念遭到了质疑和反讽,世俗化和泛理性化的现代社会运动把个体化成卑微的存在碎片,抛洒在冷漠空虚的宇宙之中和陌生异样的世界之上。孤独的个体在喧闹的人群中失落了人之为人的灵性,人灵在悲苦处境里无望地叹息。生命在失落了灵性之后,存在的尊严荡然无存,所拥有的是终有一死的有限性。从坡的文本之中,有一个统贯的隐喻暗示了这种文化危机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幽灵出没的凶宅”。它一方面象征着个体存在的脆弱、生命的没有安全感和精神崩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冷漠的宇宙和社会对脆弱生命的威胁。两方面都表明,死亡已经上升到了霸权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精神不是“上帝死亡”,而是“死亡就是上帝”。循着坡的统贯隐喻,我们还可以走进19世纪欧洲文学的“哀悼”王国。呈现在这一时代的作品之中的临终仪式、葬礼仪式、墓地景观和哀悼形式,构成了一种“死亡文化”。这种“死亡文化”是生命和文化双重危机的表征,与当时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发现具有相当复杂的关联。与欧洲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对死亡的美化不一样,坡的文本所呈现的死亡是恐怖的。
这种没有被修饰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传统生命观的动摇。
在文本层面,坡的作品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特征是呈现精神的乖谬。如何解释这种以哥特式文本风格呈现的精神乖谬呢?我们同样可以从文化系统对文本的塑造、文本对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个双向运动来解释。按照怀特的看法,文本呈现文化要经过从数据档案到话语、从话语到书写形式的双重转换程序,在这种转换之中,隐喻发挥了中心作用。具体到坡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化系统,除了普遍的文化危机,还有美国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发展引发的文化紧迫性。“西部运动”和疆界的开拓、城市的兴起和大众文化媒介的崛起、超验主义以及宗教意识的衰落,如此等等的文化历史情景都曲折地塑造了他的文本品格。疆界的开拓本来就象征着打破约定俗成的界限,宣告传统生存信念的末日,但新生存方式的确立毕竟会遭遇比较大的凶险。疆界的开拓,激活了沉睡在荒野中的生命潜能,也唤醒了铭刻在人的心中的冒险渴望,同时也宣告过去的那些安身立命的宗教信念无法慰藉彷徨的灵魂。正如有些杰出的文学史家指出,坡属于宗教超验论强大影响的一代作家,但他毕竟是“后基督教”时代的作家,原来的虔诚信念和生存依据如果不能说是花果飘零,起码也可以说被巨变的历史击成了碎片,失落了内在的神圣维度。但是,宗教信念的衰微,并不意味着信仰动机的消逝,看看坡的诗歌中对纯美的赞颂、历险故事中对精神朝圣的描绘、侦探小说中对世俗世界神学之维的开拓,就可以理解他们一代作家经受着巨大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反而有助于他们的思考和求索,有助于他们通过文学行动建立一种相异于欧洲文化的信仰世界。但是,他到那里取得建构信仰世界的资源呢?第一,民间的草根。坡生活的弗吉尼亚给予了他另一种相异于北部欧洲文化区的文化氛围,那就是黑人民间文化,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大大地强化了坡的文学行为的自由度。随意、放任、怪诞、乖张、梦想、通灵,这些累累让欧洲传统阴影笼罩下的批评家感到棘手和恐慌的特征,就是这种异质文化的曲折投影。第二,颠倒的浪漫灵知。坡不信仰基督教,但又不能用正统和异教的区分给他定位。像他这一类作家深深地浸润在浪漫传统之中,但是,浪漫精神被他们颠倒了:上帝的角色由他自己取代;上帝的创造转化成魔鬼的创造,最终毁灭了创造本身;个人成为宇宙的镜像,而无限扩张,世界成为其乖谬的个性的投影。第三,个人的运会。少年的悲苦,使他的耳边永远响彻社会低微人的哀号,他的笔端慷慨地流泻着对穷人、妓女、流浪者等等这样的受侮辱受迫害的人们的同情——他的侦探小说,就像是要将数学推理和诗意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参悟现代大都市里神秘的罪恶,恳请救世者再度降临上帝转身而去之后的凄苦世界。异质文化的侵入、浪漫传统的颠倒以及个人命运的投影,把坡的文本世界塑造成一种“乖谬的浪漫”世界。
在文本的深层,或者抽象结构层面,我们看到坡的文本是对语言、对文本自身的反思。这种反思开了风气之先,文本自反成为文学现代性的醒目标记。坡的作品中有一个被强化的“死亡”意象,这个意象反射了19世纪欧洲文学世界中对死亡的迷恋。坡的文本也最为集中和最为强烈地表现了这种作为生命和文化危机的“死亡意识”。但是,坡却是通过对死亡场景的描绘,对书写展开了深度的反思,这种反思预示着现代人对文本性的新奇构想。他意识到,在符号和意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无限的深渊;有限的存在面临这个深渊,必然遭遇到如何维护生命的意义、肯定生命的尊严这样的问题。坡的文学行为表明,这种存在于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困境,只能通过书写、通过无限地增殖符号、推迟意义的在场来克服。所以,呈现死亡是为了战胜死亡。在坡文本中,死亡的场景越是显得触目惊心,他在死亡中也越能发现了书写的解放潜能,我们也越能感觉到生命的强大尊严和信念的沉重巍峨。最后,对语言、书写的这种自我反思,都是克服文化危机、尤其是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致命冲击。文本的自我反思,就是坡的文本的深层结构,正是这一点,他的文本对历史上的批评家充满了诱惑,这种诱惑还散播在后现代语境之中。
将坡这么一个难以言说的作家携入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从文化系统、文本和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索他的生命体验、文本结构和深层意义,这将是一种相当有益的路径。它的优势是立足文本而不拘泥于文本、关注修辞却不放弃意义寻索,即怀着自己的道德和审美向往,形象地描写消逝了的过去,建构历史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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