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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又一个重大学术性文化工程《清史》的编纂于2004年全面启动。从2002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工作至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六易其稿,拟定了共92卷的《清史》目录,计划每卷约35万字。

编纂工程

编纂清史,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个庞大而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不仅要完成主体工程,即写出一部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著作,还包括整理出版相关的档案、文献和译著等基础工程,因此整个编纂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需要“集四海之思,聚八方之力。因此,国家投入经费约6亿元人民币,将携手台湾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工作,是《清史》编纂的一个特点。在讨论确定《清史》的体例体裁过程中,编纂委员会先后邀请了台湾大学、台北政治大学、台北故宫等七八个台湾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中国内地,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备受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国家重大项目———清史编纂工程,正在国家有关部门和编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者),按照既定规划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人们热切期待着一部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新编《清史》问世。与之同时,与清史编纂主体工程(按:即新编《清史》) 相配套的基础工程———《文献》、《档案》、《研究》、《编译》、《图录》等丛刊及清史系列丛书,业已编辑出版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原始史料,和多部高水平的国内外研究清史的论著,供清史编纂和清史研究利用与参考。当前的清史编纂工作和清史研究事业之所以呈现如此兴盛的局面,是几代清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和追求的结果,尤其与许多前辈史家所作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密不可分。他们或以自己深刻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创榛辟莽,开驱先路,为清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或以自己德高望重的声誉和影响,为推动清史编纂纳入国家计划而创建清史研究机构,组织培养研究队伍,奔走呼号,孜孜以求,脚踏实地为清史编纂提上日程而积累条件。

郭影秋与清史

郭影秋(1909~1985)是一位“德才兼备”、“兼资文武”、“清正廉洁”的高层领导干部。在青少年时代就刻苦攻读
郭影秋

郭影秋

过《四书》、《五经》。他尤其喜欢历史,在念私塾、读高小、读无锡国专和师范学院时,大量阅读了各种史书,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为日后深入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明清史领域有很深造诣,其代表著作是《李定国纪年》。说起来,他之所以研究明清史,并撰写了《李定国纪年》。
早在1957—1963年,他在主政南京大学期间,在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撰写专著的同时,还约请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组成《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亲自牵头,制订选题,编辑整理晚明史籍。此事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度中断。前些年则又恢复了这套丛书的编校工作,计划编校70余种,将陆续出版。此举必将推动晚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他对此事则有首倡和草创之功。1963年,他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由于该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基础,人才济济,有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的条件和潜力。加之,老一代中央领导人又重视清史,屡屡建议编纂清史。郭影秋作为中央最早拟议中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深知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纂修清史的重要性,如他在《清史编年·序言》中所说,“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清史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郭影秋在世时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筹建清史研究机构,关心和培植清史研究人员,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尽力创造各种条件,已得到应有的回报。2002年,以著名历史学家清史专家戴逸为代表的许多知名学者,一再呼吁并呈报中央领导建议将纂修清史列入国家规划,终于得到批准,再次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作作为新世纪的最大学术文化工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郭影秋等前辈史学家为之追求的夙愿终于实现。戴逸先生所说“郭影秋同志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可谓饮水思源,不忘前贤之贡献。

戴逸与清史

戴逸

戴逸

戴逸,,历史学家。1926 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 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
2002 年 8 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 10 年完成, 其负责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新世纪编纂清史将有不少创新之处: 一是具有世界眼光, 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 并将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 而且这个比例占到 10 卷之多。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进来, 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 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尤其到清末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 这部清史将搜集 20 万张备选, 将那个时代的“真容”呈现给读者。三是过去修史中人物只写官员, 没有平民, 这次要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样式雷”就将在这部清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这些中国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至于唱京剧的程长庚、谭鑫培等人也将被写入清史。”
据悉,《清史》主体将多达 92 卷, 约 3000 多万字。当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的时候, 距离《二十四史·明史》的成书之日正好是 275 年。

编修困难

同我国历史上各种大型史书的编纂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清史》的编纂面临着庞大的资料整理和翻译任务。清朝大量内政外交的文献档案,都由满文记载;许多公文用满文书写;尤其是清前期康、雍、乾三朝,形成的满文档案数量最巨;保存下来的清代碑刻、谱书用满文写的也不少。同时,清朝与历代封建王朝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清朝已进入近代全球化时期,清政府与日本及欧洲国家的交往频繁,在英、俄、德、法、日等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都存有大量与清朝有关的历史档案;还有不少当时的外国人作为第一当事人写下的清朝见闻,以及研究清朝的重要外文文献。这些都是纂修《清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清史》的编撰者均受命于官方,在政治倾向上难免会丧失中立性。《清史》编撰委员会戴逸也指出,受限于作者水平,在语言上采用了白话文,自然和桐城派所编辑的《清史稿》有较大差距,这一点体现在篇幅上。《清史稿》篇幅均简洁明了,而《清史》则过于繁芜。与台湾版《清史》比较,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不足以影响本书的史学价值,本书必将是研究清史者的必读书目。
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修正《清史稿》大量错误,但总体上仍未摆脱原著弊病,故作者自我评价不高,外界也很少提及。但本书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这样规模的工程,人员可能动用二、三百人,用款可能达到几个亿。几个亿在文化方面显得很大,但在整个经济建设上是个小数,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很值得的。江泽民主席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进行,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实现依靠全体编纂委员和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我相信全体编纂委员愿意承担这样艰巨、宏大的任务,积极地投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时间很长,难度大,工作复杂,但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支持,有文化部领导的协助,我们和广大历史学者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委托给我们的编纂清史的任务。”(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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