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又光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涂又光,男,河南光山人,1927年生,2012年11月4日凌晨2点逝世,享年86岁。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先秦儒学、楚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上颇有建树,素以功力见长,著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等学术论著。

涂又光先生的书法成就

涂又光先生出生于塾师之家,幼承家学,3岁识字,5岁始习书,颇喜好临池,观王羲之《十七帖》,尤为珍爱,故临王羲之帖,亦有神韵。摹写数十遍,已得其风貌。在中学期间,先生对于书法兴趣不减,惓惓之意,无日忘之。1949年,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涂先生投身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舞台,南下之时,笔砚不弃,拨冗临池,治诗书不辍;将孙过庭《书谱》、张旭等名家墨迹携带身边,临摹观赏。
故先生行草,多有虔礼遗风。而后得见古代法书,遂眼界大开,转攻汉魏六朝诸碑,于《书谱》、张旭草书,用意尤深。其草书笔法,复参苏东坡,黄山谷意趣,雅逸苍浪,自有面目,直追唐人。先生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胆魄,善于学习,创作出了自己的书法面貌,写出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文革以后,涂先生赴华中工学院,教书育人,甚得其乐。并致力于中国文化,哲学,高等教育根本问题的探索和建树。在中文系,先生身体力行,开设了《书法》课程。与张良皋、郑在瀛诸公的情谊,久而弥笃。每读书有间,晤对终日。先生的书法,行草为冠。然作擘窠大字,亦气象高大。如2004年为光山县“齐光寺”所书寺名,天骨开张,深得唐人楷法。犹嗜孙过庭,张旭,董其昌,及宋人行草,并能兼容并蓄,其志在书写中拓宽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雄浑瑰丽的风格。先生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书法展,颇受人们的喜爱与欢迎。

涂又光先生的书学思想

涂又光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用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分析了中国书学的历史,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和书学思想。涂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1、 书者舒也,舒性情也
在涂先生的书学教育中,强调“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在教学中,贯串“书者舒也”、“书者如也”乃为书之至极的思想。强调一个人的书法是一个人的性情的具体体现,书法有“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之效。字可以见人的肺肝,可见人的性情,恰如逸少所云:写字可见“诚意学者”,可见“天性灵者”。先生常以历史上书家的人品与书品为例,条分缕析,理解心正则笔正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书法上,人品既殊,则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柳公权有“心正则笔正”。即有人正则书正之意。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经》所云“思无邪”,《礼记》云“毋不敬”,书法要旨,一语可括。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人的心灵之舞,是碧翠可人的一片绿地,是生命意义的本质之源。
“书者舒也,舒性情也,书者如也,如其人也”,乃是中国书法艺术根本目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充满了书者情感内容的书法才能真正获得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如南齐王僧虞《笔意赞》所言:“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为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又如唐孙过庭《书谱》所言:“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
书法体现人的的性情,首先,是书家的情感融入书作之中,从而形成个人的艺术特点,所谓《祭季明稿》,即颜真卿《祭侄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告伯文》则心气平和,故容夷婉畅,就是指此。其次,就是惟有浸透了书家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发和打动人心,激发他人之情。如明人王世贞《文氏停云馆帖十跋》所言:“《祭侄文》有天真烂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于此!……忠义真至之痛,郁渤波磔间,千古不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性情”的完整内涵。无论从创作还是欣赏两个角度看,“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乃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准则。而对习书者而言,“心手达情”,“顺其情则业成,违其衷则功弃”,则是达“至极”的不二途径。对于书法的理解,先生的论述亦卓识精核。其言曰:“书与神契,笔与意契。书家要有悟性,悟者灵性也。”书写之时,要求笔笔划划要有来源,书字代表了书写者本人的风格和特点。书法艺术最讲究书法家本人的他的个性精神的流露,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书法作品,都因情事不同,书字亦随之而异,应感之理,融于书中,故能独垂古今。
先生言近旨远,认为书法表现的情感具有抽象性,书法艺术是以汉字的“形质”,书写的行气章法来表达情性的。所谓“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乃是从“形质”出发,同时又超越了一般的点画形态,从“形质”总体的风格样式凝结情感的意蕴,以行气章法为形式,以给人以审美感受。而“曲直之粗迹,在柔润与硬燥”,则从“形质”最基本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形质达情的起码准则。这里的“柔润”指形质生动灵活而有生气,“硬燥”指僵硬呆板,“状如算子”即是表现之一。其所以“不能成书”,而只能“记文”,不仅在其技法贫乏单调,更在其无法表现丰富活跃的情感世界。张旭的草书所以能“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因其“有动于中,必于草书发之”,所以其形质才千变万化,所谓“张长史书悲喜双用”,亦指唐人张旭草书,在形质上变幻无穷。而怀素草书形质高度简练,其气势逼人,表现了一种超越悲喜之境的佛门放逸之情,故“悲喜双遣”,遣者,使离去之意。此外,象晋人王羲之“从哀戚中结法”的境界等,都指书法能超乎于文字意义以外,在本身的形质中“含情”,使人欣赏书法能“虽则不面,其若面焉”,以至于“彼迹无缄,而遗情未尽,心存目想,欲罢不能。”因此,“书者舒也,舒性情也”,即在“性情达于形质,形质本于性情”的融合。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先生甚或认为:字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个人的祸福休咎。字是个性的表现,它以“形质”为载体,行气章法为形式,书法的情感表现,是一种由个人的性情转化成的抽象情绪,或一种长期稳定性的情感结晶,如怀素的“悲喜双遣”,张旭的“悲喜双用”。因此,书法象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一些长期形成的表现情感的“程式”,如“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篆书有草篆、行篆。隶有草隶、行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的程式基础之上,再“凛之以风神,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书家可以将“精而密”的篆书、隶书,运用草书的“流而畅”的形式,得到新的、不同的风貌和趣味,从而“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此时书写技法具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意蕴。先生认为临古人书要由形入神,把握书写技法最终达到精神的层次。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第二义矣。
而且,在临古人书时,只有将其书之“舒”、“险”等表现的喜、怒、哀、乐,一一会于胸中,感发起自己相应的情绪,所谓“涵养性情,感发志气”,使自己也达到类似的情感境界,才能免于“徒求形似”,从而达到“怀抱萧散,陶性写情”的书法境界。所谓“顺其情则业成”,指的便是既会古人之情,而又寄我之情,既“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又“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潸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先生的书法就是得“新理异态”之趣,融汇诸家而成自家之面貌。
作为一位哲学家,涂先生认为:书法体现人的性情具有特殊性,但又有它的普遍性。在文化领域,一个人的一堂课,一句话,一个演讲,我们何尝不可以见到一个人的性情,见到一个人的肺肝。或许,这也是书法给我们的启示。
2、 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
书法是人的性情的写照,是人的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人一生勤学苦练的见证。涂先生幼年之时,喜爱书法,日课晋人书法,持有十年;而后,复恒临摹汉唐诸碑。师法孙过庭黄山谷。先生深知书写的基本技法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中国书法的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2001年至2003年期间,我校一共举办了四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每次展览期间,涂先生都要来观看展出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并主动向来观看展览的学生讲解每件作品的历史及其艺术价值,其兴致勃勃,于斯看见。2002年4月,在参观第二届“艺术与科学”展览时,先生欣然题词:“先于画中看山,后于山中见画,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此谓先模仿后创造,此中华数千年之宝贵经验,后人当深长思之,盖推陈出新,理固然也。”
涂先生认为:书法首先是继承,不是创新,即所谓“先与古人合”。没有基础,就没有创新。只有“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才能步入创新之途。随便作书,就以为创新,这是最危险的。先生常说,搞文科的人,不会写字,不会书法,就一文不文。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而且,在书写的执笔与运笔中,先生认为:“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先生写字,大多悬臂悬腕,甚至书写蝇头小楷,亦悬腕题写,故其势开展,非枕腕所能比拟。在用笔方面,习惯小笔写大字,故能发挥笔的作用。因此,先生所书条幅吊屏,甚或匾额楹联,往往雄浑丰厚,气势博大。先生认为:书法中,用笔极为重要。书成于笔,笔运于纸,指运于腕,腕运于肘,肘运于肩。在教学之中,强调习字要在捻笔,执笔在手,须虚掌实指,指不入掌。东西上下,无所隔阂。他认为用笔要有变化,否则就难称书法,甚至一笔之内,也应有变化。先生坚持“意在笔先”,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惟有如此,才能达到书写的要求。先生还认为: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在论及中国书法的源流时,涂先生认为:中国书法的源流在甲骨、在钟鼎、在小篆。小篆讲究匀称,匀就是均匀,称就是对称。在书写中,先生一贯强调中锋行笔,力求达到“笔笔中锋”,“藏头护尾”。他认为要达到“笔笔中锋”的最好办法是练习篆书,这是因为小篆书写的特点,就是中锋行笔。所谓中锋,就是笔端垂直书写的平面。周篆委备,譬如石鼓。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诸碑。先生认为,学写中国字,必习篆书,否则不能称之为善书者。《书谱》云:“篆尚婉而通。”篆书婉而愈劲,通而愈节。先生在书写篆书的过程中,悟出“把笔无定法”的奥妙,故行笔意气酣畅,平矜释躁,侧笔斜行,复归中锋,用笔或毫尖、或笔肚、或笔根,灵活适意,左右逢源,时而轻提细勒,细筋入骨,时而重按粗犷,字外出力,不飘不怠,流中有留。先生认为:书法高度重视法度,书法以“法”入门,“法”乃是书法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同时又不能拘于法,泥于法,“寓有法于无法”甚而作为法之“至境”。技法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最终表现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的情趣。
书为心画。先生之书法,线条灵动而能兼众妙,意境高雅而骨气沉稳,形体舒展而刚柔并用,韵律奔放而活泼飞动。所书之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结体方面,先生也颇具匠心,其书方圆刚柔,交相为用。笔画能随机应变,疏密大小,俯仰顾盼,庄重典雅,其错综而寓于节奏变化,聚散而富于通体灵便,给人以笔划遒劲之感。即有自己的面目,又于前代书法大师的作品中有迹可寻。先生认为书法的关键,要在掌握笔性,纸性,墨性,水性。故其作书,用墨用水,恰到好处,令人百看不厌。这是先生“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结果。
3、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
涂又光先生一生持身严谨,坚持学问的正道,追求书学的最高境界。在书法创作中,体现人的意诚心正,体现书法的中和之美。先生认为:书法着实体现着人的文学艺术修养与人文精神。书写者文史哲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写字的好坏,而人文精神又是书写者造就灵魂的关键。先生精妙绝伦、严整肃穆的书法,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分不开的。
一个人要有全面的文化素质,恰恰书法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综合写照,它全面体现了人的精神与素养。涂先生认为:一位书家要有宽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书家必须有“书外功夫”,“字外之功”,即从书法以外的各个方面吸取营养、累积学问。并将这种营养化入自己的人格之中,以养成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从而使书法作品自有耐人咀嚼的情趣和意境。不“学”则无以“养”,不“养”则徒然去“学”。古代书论中,书家“行万里路”,即从大自然中得到陶冶,净化心灵,并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之美,加深对书法的理解,然后通过“顿悟”激发,启迪创造书法之美的灵感,使书法艺术产生质的飞跃。“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即所谓“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而“得江山之助”。文献所载,书家靠“悟性”而书艺俱进的例子极多,如王羲之、张旭、颜真卿、怀素、黄庭坚、董其昌等,在其艺术实践中都有个“异类而求之”,顿悟而突进的环节。所谓观剑器舞、担夫争道、夏云变幻等等而悟书法之妙,乃至历史上著名的“印印泥”,“锥画沙”、“屋漏痕”等有关笔法、笔意的理论都是“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的结果。
涂先生论治学,唯以读书为要。他认为无论为学为书,都应“读万卷书”,如苏东坡所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若“于字内求字”,无异于徒费岁月;而于书法之外,读书万卷,厚积薄发,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形成书法的品格。倘若只在书法上下功夫,而缺乏诗文,绘画、篆刻、乐律等方面的艺术修养,便难以达到高妙的境界。
宋人黄山谷曾反复强调,书家应“胸中有书数千卷”,“胸中有道义”;强调书法应“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里,“学”已经化为“养”、化为书家的胸襟和精神境界。在苏、黄之后,清人张照也有一精赅的概括:“惟与造物者游,而又加之以学力,然后能生动。”这些言论,先生总是勉励学书者,宜长思之。
在治学中,涂先生强调专与通的关系,他认为专是通的特殊,只有在通的基础上才有专,只有对各门学问融会贯通后才能专,没有通就不可能有专。通是基础,专是特殊,专与通的关系,就是哲学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且,专与通二者,不能颠倒,更不能混淆,先生认为书法也是如此,就书体而言,要博通诸体,方知变法。书家不能以独擅一体而不及其他,他指出一位书家不懂篆书,不懂草书,就不能称之为书家。专攻一门,就以为是专,那就是不懂学问,当然,就不懂中国的书法之道。
涂先生认为,草书虽草,但笔笔划划,俱有法度规矩,不会草书切莫自编自造。具体书写时,要力求使笔画少的字看起来不单薄,笔画多的字看起来不繁乱,结体要讲求因字造型,自然会通。并要力求使墨色与宣纸所占的比例恰到好处,使纸与墨起到相互承托的作用。先生主张书写的内容要与书法的形式相统一,无论是书写前人的名言名句,还是书写自己的作品。
“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古来书家,莫不如此。涂先生为学淹通,雅好诗文,哲学的抽象思维,虽使他无暇创作,但他坚持认为:一个中国学者,不会诗词,不会作联,不会写字,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学问。先生常说:“我虽平平庸庸,但是端端正正,扎扎实实。”此话绝非虚言,先生书写的作品,无论匾额楹联,或是条屏横幅,大多自作自书,辞翰俱美,反映了先生深厚的学养。
在涂先生创作的诗词联文,辞奇意幽,足使读者感喟。也无不体现先生所具有的文学素养,如1990年12月,冯友兰先生去世,先生悲撰二联,以志哀悼之忱。先生的联文,在悼念冯友兰的挽联中,洵为上乘之作。
其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渡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可凭四百万言。
其二
忍泪度生辰,祝八千年为春为秋,亦难百岁。
呕心求新命,念七十载忧民忧国,更有余哀。
2004年4月,张岱年(1909-2004)去世。张氏世之时,冯友兰先生曾将其立身之道,概括为“刚毅木讷”、“直道而行”,涂先生集《论语》句,撰成一联敬挽,联云:
直道而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如是。
智者不惑,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涂先生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书写之中惜墨如金,惜纸如金。从不浪费滴墨片纸,做到物尽其用,日尽盘墨。先生为人性情洞达,平易近人,对于索书者,往往有求必应,多用行草书写以赠。题赠的书法作品,风格隽逸,用笔温柔敦厚,极少险峻奇崛。题词的内容或为经史名言,或为唐诗宋词,或为自赋诗词,其意在勉人上进,鼓励后学。1999年,涂先生为大儒先生题诗并书,诗云:
长春楼上多诗书,三代薪传出大儒。
积善之家有余庆,南山孤岛爱吾庐。
涂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历来是15岁开始的智、仁、勇综合发展的终身教育,死而后已。它在20世纪以前是人文阶段,近百年来在科学阶段,正在迈向人文科学阶段。近十几年来,先生一直积极投身到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事业之中,发表了许多义精语洁的文章,并用书法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法,推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2] 这一时期,先生讲坛花开,书作甚多,无论是题词,还是题名,先生的书法为好书者增光添色,蓬荜生辉。先生询为推动人文素质教育的典范,他赠给杨叔子院士诗中说:
琼楼玉宇四时春,上有垂杨景色新。
日丽风和桃李笑,天机妙处是人文。
2001年,周礼全八十辰寿,先生为其杖朝大庆,喜赋七绝一首,其云:
青牛白马演新知,金老逢人说项斯。
八十皤然成健者,温柔敦厚好吟诗。
诗中金老,指金岳霖(1895-1984)。“皤然健者”,“温柔敦厚”,不仅是涂先生对自己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学长周礼全的评价,恰恰也道出了先生为人、为学、为书的目标。余尝聆先生授课,观其板书一笔不苟,听其言辞切切,慷慨激昂,如坐针毡;辄感先生年已八秩,以杖朝之资,其言也真,其言也善。但是,只要我们观摩先生的书法作品,就可以想到一位虽皤然白发,而又温柔敦厚的中国学者的形象。
涂又光先生好学深思,平生邃于“尽性至命之极”的经学;在哲学领域,博洽古今,融汇东西,有中华气派。在书法方面,他的书学思想,见解亦极为精辟,且不乏千秋高议,这是与先生近七十多年来的书学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我们讨论涂又光先生的教育思想而忽略了他的书学思想,那么,这些讨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全面的。先生有关书法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重读先生的教导、以及先生的书作,都会从先生的人品、学品、书品中体悟道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与中国教育的精神。作为一个并没有以书法为生,但又是一位气贯古今的书家,涂又光先生的书作与书学思想确实实在在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学识渊博,久历时事,其孜孜以求,循循善诱,嗣响过庭。尽管今天中国书法的文房四宝,已经迅速地远离现代社会生活,但是中国书法所具有的功能,它对于今天人们思想情操的陶冶,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及其提高,并没有因之而稍减,相反,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涂又光先生书法及其书学思想的原因,或许,也是我们献给他八十寿辰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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